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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中滋补精神力量

作者:---              日期:2017-02-07             点击:[]

 

   编者按  

 

  1969年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10月离开。这七年,他在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玉米“团子”。他后来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现将《学习时报》采访组对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进行访谈的情况摘转如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愿此访谈录对广大师生及其子孙后代励志成才有所帮助。

 

  ●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采访对象:王宪平(小名:黑子),当年的返乡知青,与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驿公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  

 

采访组:四十多年前,从北京来了一批下乡知青。您和村里十几位社员从梁家河走到文安驿,把十五名知青接回村里,其中就有习近平。请您讲讲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

 

  王宪平:他们这一批首都来的知青是1969113日从北京动身,116日到了我们文安驿公社(即今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我们村上怕他们行李太多,派了十几个壮劳力去接他们。到了文安驿,看到知青们从大卡车上下来,村民们就帮他们往下搬行李。当时,县上和公社的负责人拿了一份名单,把插队知青都分配好了。我们大队(即现在的行政村)分到十五个,其中四个女知青,十一个男知青,包括近平。他瘦瘦高高的,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一起在公社吃了一顿饭,有大烩菜,有玉米团子。饭后,各大队就把分到本队的知青接走了。

 

  出发时,我们帮助知青搬行李箱,发现其中有两个箱子特别沉,一个老式的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都很陈旧,看着也不起眼。我们都觉得奇怪,说:“咋这么沉呢?这是谁的箱子?”

 

  近平说:“这是我的箱子。”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近平的名字,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瘦高的后生有两个很沉的箱子。就这样,我们扛着行李,领着知青回到了村里。

 

  四十多年前,进梁家河的那道沟是一条很难走的土路。两山夹一川的狭窄地方,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通往深山里。那条路窄到什么程度呢?两个轮的架子车都没法通过。可见梁家河村当年有多偏远、多闭塞。到了村里,我们把知青分成两个队:一队九个人,在村子的前面;二队六个人,在村子的后面。近平当时被分在了二队,他住的窑洞离我家很近。村里当时派人给知青做饭。几个月后,农村生火做饭这一套活儿,知青们基本上都学会了,他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一开始,他们做的饭不好吃,不过也只能凑合吃了。当时很艰苦,基本吃不到肉,饭菜也没什么油水,可是因为肚子饿,大家也都不在乎饭菜味道怎么样,能吃饱就算是好生活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北京知青在村里安顿下来,您和村里的社员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他们熟悉起来的?

 

  王宪平:一开始还是很陌生的,后来就逐渐熟悉了。我们梁家河这个小山沟,当时村里有二百多村民。北京知青从大城市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山沟,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他们最先接触的,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本人也是知青,早几个月就回来了,但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返乡知青,是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在县里上初中,又响应毛主席号召回到家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又是回到老家插队,和父母、乡亲们在一起,不存在生活不适应的问题。

 

  我们村里的年轻后生,和北京知青年纪相仿,最先和他们熟络起来。我们住得很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当时农村连收音机都没有,农活儿之外也没有什么娱乐,年轻人就经常聚在一起拉话(延川方言,聊天),通过一些日常小事的交往,近平他们就跟整个村子的社员熟悉起来了。

 

  采访组:后来你们和习近平熟悉了,知道他的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什么东西了吗?

 

  王宪平:全都是书。近平到梁家河以后,我们村里几个年轻人经常去找他拉话,我也经常到近平住的窑洞串门。一次闲谈中,我问起他那一大摞书:“近平,你咋有这么多书?”他说:“都是我带过来的。”我恍然大悟:“怪不得你来的时候,那两个箱子那么沉,装的都是书,可不是拎不动嘛!”

 

  采访组:他的箱子里都是些什么书?您看过他的书吗?

 

  王宪平:他们好几个知青都带了书来,都在一起看,他们的书大部分是文化教材,有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还有一部分是外国文学名著,也有中国作家的小说。那个时候,近平十五六岁,我十七八岁,我们都是在上学的年纪就到农村来了,对知识非常渴求。那个年代,我们偏远的山村没有电,更谈不上现在的电视、互联网,那时候啥都没有。要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有通过书籍,而当时的农村,书也很难找到。

 

  那个年代,考试交白卷、得“鸭蛋”很光荣,但是近平没有受那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他热爱读书,“痴迷”读书,每时每刻都汲取知识。那时候,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匮乏,黄土高原闭塞而荒凉,待在屋里就是昏暗的窑洞,出门就是漫山遍野的黄土。近平在劳动之余读书,也是一种充实自己、让自己不至于荒废时光的好办法。

 

  我经常到近平的窑洞去做客,也经常看他的书,有时候我也把他的书借走看,这样一来二去,我们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经常谈起书里面的知识。我们虽然文化程度差不多,我还比他年长几岁,但是从我们各自成长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还有生活阅历来比较,我与近平的见识、知识面,都有很大差距。然而,近平非常谦虚,知识层面上的差距并没有使我们之间产生隔阂,反而是他随和的性格促使我与他交朋友、谈天说地,遇到不懂的事情都向他请教。

 

  他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吃完饭就看书,到了晚上,他就点一盏煤油灯看书。当时的煤油灯很简陋,把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瓶口插个铅筒筒,再插上灯芯,点燃了照明。近平就拿本书,凑着那点儿亮光看书,因为离得太近,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上、鼻子上都是黑的。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近平每天都要看到大半夜,困得不行了才睡觉。我这个人喜欢写写画画,在村里经常干一些农村“文化人”的活儿,所以我和近平之间就更容易沟通,我也喜欢去他住的地方串门,白天我们一起劳动,晚上我就去他们住的窑洞找他拉话。

 

  当年,我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精力旺盛,白天干一天活儿,到了晚上还很有精神。我们点灯熬油,拉话,讲故事,讲笑话,有很多共同语言。那时候,村民之间在熟识的情况下习惯称呼小名。我因为皮肤黑,小名就叫“黑子”,近平一直叫我“黑子”。19709月的一天,我去近平住的窑洞拉话。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说:“黑子,我送给你一个笔记本,你能看上不?”我说:“咋能看不上呢?你送给我,我就拿上。”我没舍得在这个笔记本上写字,一直都保存着。

 

  19711月,县里给村里来了一个通知,准备调我去关庄公社工作。2月的一天,劳动结束后,我去近平的窑洞拉话,他当时已经知道我要去工作的消息。我们拉了一会儿话,他拿出一本《毛主席诗词》,在上面用钢笔写了“送黑子:工作纪念”,送给了我。直到现在,他从来不叫我的大名王宪平,都是叫我的小名“黑子”。  

 

  我们之间经常聊大山外面的世界,聊首都北京是什么样的。我从没去过北京,很羡慕近平这样从大城市来的人。通过他通俗易懂的描述,我也对大山外面的世界有了实在的了解。我们还聊些书本上的知识,互相交流学习方面的事情。此外,我们也经常聊一些本地的情况。近平通过聊天,了解了梁家河这个山村里的沟沟坎坎,这里社员的生活情况,能打多少粮食,有多少存粮,以及一年四季的生活方式,吃喝用度,生活环境,等等。

 

  近平在干农活方面,也有很多要向我请教的。比如怎么锄地,怎么耕地,怎么翻土,怎么赶牲口,什么样的地形种什么作物,什么样的土质爱长什么……我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农民子弟,这些当然很清楚,所以劳动方面的事情,我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他。

 

  采访组:您当时和习近平在一个生产队,平时也经常在一起劳动吧?

 

  王宪平:是的。当时包括近平在内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种地、锄地这类的活儿都不太会干。我们本地的娃娃干起农活来,比他们强一点,但是我们跟村里的农民比起来也还差得远。所以那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村里就组织我们这些不擅长耕种的娃娃成立了一个基建队,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在山沟里边打坝(用土坝抬高山口,平整山谷里的土地,形成坝田),在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陕北山多地少,修建坝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积,能多打粮食。近平干活很卖力气,肯吃苦。他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我们农民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我们干活还拼命。

 

  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掘机、打夯机全都没有,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来,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基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近平也没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的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延川方言,本意是“耍奸儿”,即偷奸耍滑,偷懒)。

 

  像这么苦的活儿,干两三个小时,大家就累得干不动了。坐在地边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就捉对儿摔跤,坐着休息的人就给我们鼓劲儿。有一次,我和近平摔跤,因为他比我小三岁,力气上不如我,又没有什么摔跤经验,一下就被我摔倒在地上。近平虽然输了,但他这个人很倔强,就是不服我,还要和我比试。以后我们又较量过多次,他也没能赢我,但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一有机会就要跟我“切磋切磋”。那段时间虽然特别辛苦,但是我们这些年轻娃娃过得很快乐。

 

  我和近平一起劳动了三年时间。1971年底,我就到县里参加工作了,差不多每半个月回来一次,虽然我还能经常和近平在一起拉话、看书,但是一起劳动、一起摔跤的机会就没有了。

 

  经过两三年时间,近平对我们陕北常见的农活儿基本上都熟悉了。虽然有些活儿还不是很熟练,但是至少都会干了。因为近平一开始就接触打坝和修梯田,对这更是熟门熟路,所以后来他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以及回到梁家河负责村里事务以后,也一直做打坝和修梯田这些事。在他1975年离开梁家河之前,近平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些基础设施建设。

 

  采访组:面对陕北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辛苦的劳动,习近平和其他北京知青在最初阶段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地方?

 

  王宪平:最初,北京知青们不适应这里的环境,不少人都想离开。而且很多知青也确实早早地就离开了。他们离开的时间差别很大,有的来这里几个月就返城了,有的一年两年,也通过招工、参军等方式陆陆续续走了。

 

  在“文革”期间,家庭成分对一个人的前途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知青当中,如果父母是在部队工作的,那就是“红色家庭”的子弟,想到部队当兵或者返城,都相对比较容易。而那些家庭出身或政治背景不好的所谓“黑帮子弟”,只能在农村插队当农民,不会被批准当兵、返城。近平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插队期间,他的父亲习仲勋正在受迫害下放基层,家里人都受到影响。

 

  当时梁家河的北京知青,“红色家庭”的、成分好的,不到两年时间都陆续走完了,最后就剩下两个知青,一个是近平,还有一个是雷平生。到了1974年,雷平生也走了。近平是1975年最后走的。他一共在梁家河待了七年时间,是这十五个知青中插队时间最长的。

 

  当年在窑洞里,近平有一次跟我拉话时说:“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咱梁家河人对我好,我永远都记着。”他真的是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可以说,近平不仅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而且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

 

  梁家河人确实对包括近平在内的这些知青非常关心,把他们当成自家人。我还记得一件小事:近平住的窑洞下面还有一排窑洞,住着一个叫李印堂的后生,跟近平关系很好。李印堂在铜川当工人,有一次回家,带回来一两斤大米。当时在陕北,大米是很稀罕的东西,逢年过节都吃不上。李印堂把米撂下,跟他娘说:“娘,蒸了米饭,给近平也尝尝。”李印堂他母亲把这大米细细地洗干净,蒸了一锅喷香的白米饭,她盛了一碗,然后跟李印堂说:“你赶紧,趁热给近平端过去。”过了几天,我回到村里,去看近平,他跟我说:“黑子,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我说:“嘿,你咋吃上这好东西了?”近平说:“印堂妈让他给我送来一碗,可把我吃香了(延川方言,意即我吃得真香啊)!”

 

  七十年代初的梁家河人,绝不会想到近平今天会成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近平当年是一个没有出路的“黑帮子弟”,人生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充满了艰难。但是梁家河人没有“看人下菜碟”,村里人也不认可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环境对人的歧视——读书的娃娃能犯多大的错?凭啥给娃娃扣这么大的帽子?所以,村里人对所有的知青都一视同仁。

 

  梁家河人只是纯朴地认为,这些首都来的娃娃,本来过着很好的日子,吃饱穿暖,他们背井离乡到咱穷山沟里来,父母亲都不在身边,太不容易了。虽然村里人也都穷得叮当响,但都愿意尽自己的力量把人家娃娃好好照顾一下。

 

  采访组:听说因为他父亲习仲勋当时受到政治迫害,习近平入党的过程非常艰难?

 

  王宪平:确实费了很大的劲。那时候从农村来说,“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不允许入党;他们这些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则是“黑帮子弟”禁止入党。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你的“血统”——也就是“成分”,首先决定了你能不能成为党的一员,然后才看你工作怎么样。像近平这样,无论他工作多么上进,对党多么忠诚,但因为家庭的原因,入党的希望非常渺茫。

 

  我是1969年入党的,知道审查过程非常严格。当时,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首先调查申请人自己有没有政治上的问题。这一关过了,再把申请人主要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都调查一遍。通过调查,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没有坐牢的,没有“地、富、反、坏、右”,工作表现也好,这才能入党。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有问题,就入不了党。

 

  近平生在革命家庭,从他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来说,他对党的忠诚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他肯定是想入党的。而且从摔跤这个事能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旦认准了的事,是很执着的,决不会轻易放弃。据我所知,他反反复复写入党申请书,交到组织上超过了十次,但是每一次都遭到冷遇,主要原因就是他父亲习仲勋的所谓“问题”。

 

  但是近平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地写入党申请书。而且,他这个人工作努力,在我们当地是有口皆碑的。文安驿当时的党委书记看到这种情况,也拿不了意见,就亲自到延川县找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请示。

 

  申昜调查了近平本人的表现,了解到他工作非常突出,群众反映一致很好,完全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申昜也是陕甘边区的革命后代,对习仲勋的政治品质非常了解,对当时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的做法非常不满。因此,在申昜同志的全力支持下,近平终于入了党。

 

  采访组:习近平入党之后,又被梁家河人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请您讲一讲,他当支书之后做了哪些事情?

 

  王宪平:近平当了支书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社员们在村里的沟口打了一个淤地坝。在计划这个事情之初,大家并不支持。因为这个坝的位置在正沟——也就是通往村里一条必经之路上,在雨季时这个地方就会汇聚整条山沟里所有的雨水,在下大雨的时候,这里的水势是最大的。那个时候,山上植被稀疏,土壤存不住水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很严重。下雨的时候,河里的水特别大。所以淤地坝建在这个位置就面临着山洪高强度的冲击。

 

  当时,梁家河的村民议论说:“近平想给咱村修个大淤地坝,多种粮食,这是好事。那个地方,雨季的水那么狂,搞不好冲垮了,就是劳民伤财,白忙活一场。肯定不成!”几百年来,这个位置都没修过淤地坝,村里人多数思想比较保守,认为老祖宗没干成的事,自然有道理,咱肯定也干不成,所以大都持反对意见。

 

  可是近平坚决想把这个坝打起来,他不仅自己挨家挨户做大家的工作,也把我找来帮忙。他跟我说:“黑子,你在咱们村里一直当‘总管’(指在村里经常帮助村民料理红白喜事的人。一般由有文化、办事有条理的人担当),村里人听你的,你帮我给大家做做工作。”

 

  我当然想帮近平,但我对这个坝也没多大信心,我说:“帮你做工作没问题,但是这个坝能打成吗?那个位置确实水大,夏天发洪水,真能冲垮了。”

 

  近平说:“这个我早就计划好了。河口的一侧给它拦住,淤地坝的另一侧给它好好加固,把自然河道的一部分再加深、清淤,形成一条大的泄洪沟。只要保证夏天水量最大的时候,泄洪沟能承受得住,那淤地坝的安全就不成问题。咱们精心施工,保证质量,只要这个淤地坝搞好了,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咱们村的大片良田就出来了。”

 

  我结合那里的地形,仔细考虑了近平的规划,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就点了点头。

 

  近平又说:“黑子,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为啥吃不饱饭?就是因为土地太少了。这里打上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水浇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咱说啥也得干成这个事!”

 

  我说:“近平,能成!我也帮你跟村里人说去。”

 

  当时,我就到文安驿公社,给工作单位打了个电话,我跟领导说:“我这次要迟回去一两天,村里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之后,我专门找到村里那些年纪大的、反对意见比较强烈的社员,给他们做工作,把近平规划的如何加固、怎么防洪等办法都给他们讲清楚了。我说:“你们说的洪水垮坝的情况,当然是有。但咱们只要把泄洪沟建好,淤地坝的安全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还劝他们说:“你看,近平做事一向稳妥、可靠,他啥时候胡来、蛮干过?他是外来的,不是咱梁家河人,却能当咱的书记,给咱当这个家。他每天辛辛苦苦的,带领大家劳动,他下的力气最多;回到家里,他又要洗衣服、做饭,很不容易;现在管村里的大事小情,付出得更多。他本来可以不主张打这个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坝他还要带头劳动,受这大苦,图的是啥?还不是为了咱村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吗?将来咱打的粮食吃不完,还可以存起来,不就过上好日子了吗?你们当老人的,在村里有威望,一定要支持他把这个事情弄成。”

 

  那些老人们慢慢地被我说动了,他们点头说:“近平这个娃娃,确实可靠,他也确实是为村里好,你们娃娃有文化,懂得比我们多,咱就不好反对了。”

 

  这段时间,近平也一直给村里人做工作,再加上我帮忙,村里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虽然还有极少部分人不同意,但已经不影响大局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规模的淤地坝就开始热火朝天地建设了。这个坝规模大,工程量大,耗费的人力也很多,全村人付出了全部力量,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把这个坝打起来了。

 

  近平在打坝期间,更是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他白天晚上,起早贪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白加黑”“五加二”,把精力都放在这个工程上了。他要求施工要快,施工质量还要好,特别是洪水冲击的关键位置,他搞得扎扎实实,固若金汤。而且他不仅一直在第一线指挥,也一直在第一线劳动,铲土、打夯、搬大块石头砌堤围,这些事情他都和村里人一起并肩战斗。所以大家的干劲非常足,打坝进展得很快。

 

  到最后关头,打坝遇到了排洪沟的规格问题。近平跑到县上,找水利部门来现场考察,把排洪的相关数据都严格计算好,按标准施工,把排洪沟的两侧用石头牢靠地砌好。

 

  这个淤地坝建好以后,确实很坚固,夏季的洪水能够顺利地从泄洪沟流走。一到雨季,近平就非常注意维修和防护,严格督促汛期的排洪管理,所以这个坝很牢固,坝顶的大片土地,一直在生产粮食。在近平离开梁家河几年以后,因为当时村里疏于管理和维修防护,再加上那一年洪水比较凶猛,这个坝的一部分被冲垮了。后来,村民把损坏的部分恢复起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淤地坝跟七十年代的样子完全一致。坝顶的土地,是我们梁家河村最好、最平整,也是最便于灌溉的土地。

 

  ●近平“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  

 

  19691月,15名北京知青来到梁家河,其中包括习近平在内的6名知青分在二队。这6名知青,最初全都挤到张青远和刘金莲夫妇家的一孔窑洞里,在一个铺炕上睡觉。不到一年,他们又搬到吕侯生家的窑洞里住。后来搬进了新挖的知青窑洞。一开始,队里派人专门给知青们做饭,灶房设在张卫庞家的窑洞里。离开梁家河前,北京知青只剩下习近平一人,他又在张卫庞家搭了将近一年的伙。

 

访谈组通过张卫庞和两位房东吕侯生、刘金莲的讲述,我们可以走进当年,看看习近平是如何与梁家河村民融合在一起的,他又是怎样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

 

  采访对象:梁家河村民张卫庞、吕侯生、刘金莲

 

  学习时报:您好!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您和他在一个生产队,平时吃饭、劳动都在一起,请您讲讲您和习近平交往的事情。

 

  张卫庞:近平到梁家河来,比我到梁家河还早一个多月。我之前是马家河乡庞家河村的,19692月,我成了梁家河的上门女婿,就到梁家河村来了,见到了已经在梁家河下乡一个多月的近平。

 

  我当时来的时候,近平他们二队知青一共六个人,都住在刘金莲家的一孔窑洞里;我也是二队的,他们做饭的灶房设在我家一孔窑洞里,队里派了人来专门给他们生火做饭,所以我们每天都一起吃饭,一起劳动,打交道挺多的。

 

  我的老丈人叫张贵林,他是老共产党员,也是梁家河的老书记,从1935年到1960年一直都是梁家河的村支书,经过的事情多,在这个村里有威望。近平经常来我们家,找我老丈人聊天。

 

  后来时间长了,慢慢接触多了,我们就熟悉了,彼此交流也就多了,关系越来越好。我没事就跑到近平的窑洞串门,找他拉话。我最爱听近平讲故事,我是个大老粗,啥都不懂,也没看过啥书,就会瞪着眼睛听他讲,一听就是大半晌,当时就觉得他讲的故事太有意思啦!现在我还记得他讲过《红楼梦》等等。有时候听的时间长了,到了吃饭的时间,近平就做下饭(陕北方言,做好饭),让我跟他一起吃。

 

  学习时报:习近平在您家里住过吗?                

 

  张卫庞:没有。他在我们梁家河总共住过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刘金莲家,第二个地方是吕侯生家,第三个地方是村里的知青窑洞。近平两次搬窑洞的时候,我都过去帮忙了。搬窑洞的时候,才知道他的书可真多!                

 

  近平当我们村的支书时,村里的知青都走光了,就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每天既要忙村里的事情,又要参加队里的劳动,根本顾不过来做饭、刷碗,就对我说:“我到你家里去吃饭,你看咋样?”我说:“行嘛!只要你不嫌弃我们家人口多嘛!”近平主动提出到我家来吃饭,我当然欢迎了,可心里又有些担心,我家里当时一共六口人:一个老人,我们夫妻两人,还有三个娃娃,我怕家里人多吵闹得厉害,怕近平吃不好饭。

 

  近平把他每个月分的40斤粮都交到我家。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婆姨做什么,他就跟我们一起吃什么。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再糙的饭他也吃得香,再穷的人他也看得起。

 

  就这样,近平在我家里吃了将近一年的饭,一直到他上大学离开梁家河。

 

  说起来,近平在我家,还调解过我家里的矛盾。

 

  有一次,我因为一点小事跟我婆姨吵起来了。那次,我脾气很大,我婆姨也上来了倔劲儿。我俩闹得不可开交,谁也不服谁,谁也不给谁台阶下,咋也弄不好。这一气儿,我们就别扭了好几天。

 

  我和我婆姨虽然没当着近平的面吵过,但是他经常在我家吃饭,看到我们别别扭扭的,话也不说一句,互相之间瞅见对方都歪脖子瞪眼的,近平自然就有所察觉。

 

  他就问我:“卫庞,你跟你婆姨闹啥咧?

 

  我含含糊糊地说:“没闹啥……”

 

  近平说:“我也不打听具体啥事了。反正你们谁对就是谁对,谁错就是谁错,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你们不用较劲,该讲道理讲道理。反正,卫庞你这人有挺多毛病,你该改的毛病你就要改。你婆姨这人可是相当不错,干净、利索、勤快,把家务活儿干得这么好,把家里人照顾得这么好,让你可是省了不少心,你还跟她吵,这可不行。”

 

  我点点头说:“近平,你说的对,我应该跟她讲和。”

 

  近平说:“讲和行!你主动找她拉拉话,没啥不好解决的。”

 

  我们农村,不像城市里,城里人文明程度高,男人“怕”老婆,其实那不是怕,是平等,是尊重。但是乡下就不一样,特别是过去的农村,大男子主义盛行,男的不仅不会让着婆姨,还总是对婆姨盛气凌人,呼来唤去的,打自己婆姨也是常有的事儿。本来我琢磨着,我一个大男人,在家里一直是我婆姨她先服软。可是这回,近平既然找我谈了,我就想:“我俩与其这么僵着、等着,不如我先放下面子,跟她妥协吧!”于是,我找了个机会,跟我婆姨说话,我婆姨挺聪明,见台阶就下,她也就理我了。我跟她谈了谈,把话说开了,矛盾就解决了,事情也就过去了。其实,根本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就像近平说的“没啥不好解决的”,而且近平也提醒我要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比如脾气不好,比如爱喝酒。我以后对这些方面更加注意,家庭关系一直很和谐,以后再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学习时报:你们每天都吃什么饭?                

 

  张卫庞:每天早上就是做团子,团子是用玉米面和糠做的。下午就是面,有时候是豆子面,有时候是高粱面。麦子面七八天才能吃一回,当时就是缺少这东西嘛。

 

  学习时报:吃饭的时候有菜吗?                

 

  张卫庞:有酸菜嘛,近平那次回来后就说,很久不吃梁家河的酸菜还很想吃呢。

 

  学习时报:酸菜是用什么做的?                

 

  张卫庞:就是白菜和黄萝卜,切碎之后腌上它,酸的嘛。

 

  学习时报:是一年到头都能吃到酸菜吗?还是有的时候才能吃上?                

 

  张卫庞:酸菜基本能吃半年,从9月份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都没有新鲜蔬菜,就吃酸菜嘛。等有新鲜蔬菜的时候就不吃酸菜了。

 

  学习时报:当时能吃到什么蔬菜啊?                

 

  张卫庞:就是黄瓜呀,洋柿子(陕北方言,西红柿),茄子,辣子,都是个人种的,不掏钱。

 

  学习时报:当时炒菜有油吗?                

 

  张卫庞:那时候油太少了,基本上就没啥油,就把山上的杏摘下来,把杏核砸开,再把里头的杏仁压碎,锅烧热后倒进去炒一下,就算有点儿油,炒菜就用这东西。

 

  学习时报:您后来和习近平还有联系吗?                

 

  张卫庞:近平走的时候,送给我两条棉被,两件大衣,还有一个针线包。这个针线包是近平来插队时,他妈妈给他做的,上面绣着三个字“娘的心”。在那个年代,没有钱买新衣服,身上的衣服都是缝补了一层又一层的,针线包可以装一些针线用品,是必不可少的。可不像现在,新衣服都穿不完,没有谁还穿有补丁的衣服。

 

  近平给我的棉被和大衣,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我都用旧了。唯独那个针线包,我一直珍藏着。我是个庄家汉,粗枝大叶,也不懂啥大道理,就觉得近平是我的亲人,就想存着这个针线包,留个念想。这个针线包,我保存了38年,直到2013年才捐给了县里,交给国家保管。

 

  近平走了以后,我们家都说你给近平写个信,我说我没事我不写,不要去打扰人家。我就是这个想法。

 

  1993年近平回梁家河的时候,我终于见了他一面。当时我在山上种麦子呢,听说近平回来了,就赶紧从山上跑回来了。跑到山后腰的时候,正好碰见了近平。近平见了我,也不嫌弃我一身泥巴,一把就拽住我问长问短,我激动得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他还给家家户户都带了报时钟、紫菜、茶叶,临走的时候给我撂下了名片,让我有困难就去找他。  

 

  20152月他回梁家河的时候,我和村里十来个人到村口等,看见他下车,我就跑了过去。隔了这么多年,他一下子认出了我,还像原来那样拍我的肩膀,叫我的名字,问我生活条件咋样,吃些什么,有多少娃娃。我就说现在生活好了,吃的不是大米就是白面,肉不断,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蔬菜。  

 

  紧接着,近平问我:“卫庞,你现在生活怎么样?主要做什么?

 

  我说:“近平,我现在生活还不错。我有五亩坝地,种点粮食和蔬菜,自己吃。我还有十亩果园,现在收入全都靠这个果园。”

 

  近平问:“你这果园能挣多少钱?

 

  我说:“都是小树,去年是第一年挂果,卖了两万四千块钱。”

 

  近平说:“你这一年投入的成本是多少?

 

  我说:“很多管理都是镇上免费帮助搞的。除此之外,我自己投入的农药、化肥、除草剂、人工工资等成本是一万二。”

 

  近平说:“刚挂果就有一倍的利润,还不错。”

 

  我说:“是。明年会更好,成本不会再增加多少,但是销量会翻一倍,再过几年到了盛果期,收入就会更高。”

 

  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哎呀,卫庞,那你发了吧?走,领我到你果园去看看!

 

  我说:“好!

 

  近平是2015年春节前来的,现在是2016年了,当时我跟他说的“成本基本不增加,销量翻一倍”已经实现了。2015年我投入的成本是一万四千块钱,收入是五万多块钱。

 

  过去,近平当我们村支书,我们有干劲,有奔头;现在,近平当全国人民的主席,当全党的总书记,我们更有拼劲,更敢闯了。你看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种果树,还在搞“苹果合作社”。近平在拼搏,我们也在拼搏,大家都努力嘛,咱们这国家肯定越来越富强。

 

 “近平给我治腿病”

 

  学习时报: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时,曾在您家里住过很长时间。请您讲讲您最初认识习近平的情形。

 

  吕侯生:近平来我们村插队的时候,分在二队。我们这山沟沟非常闭塞,突然来了知青,大家都觉得新鲜,都过去看看。刚开始,他们说话,我们都听不太懂;我们说话,他们也听不太懂。后来,一起劳动,就慢慢熟悉起来了。

 

  近平他们从刘金莲家里搬到我家来住了一段时间。我母亲去世早,就我和父亲住在一起,家里有富余的窑洞,他们搬过来住之后,我和近平他们朝夕相处,就更熟悉了。

 

  学习时报:在一起住的时候,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哪些?                

 

  吕侯生:近平特别爱看书,他的炕上都是书,一得空闲,就捧着书看,干了一天活,累得不行,他还点着煤油灯看到半夜,经常熏得脸上都是黑的。

 

  有一次,近平晚上看书到很晚,我就在旁边一边抽烟一边陪着他。结果看到半夜,近平肚子饿了,当时也没啥吃的,我们俩就煮玉米吃,把一碗玉米倒进锅里,煮了半晌,以为熟了,其实还是夹生的,我们就把这碗半生不熟的玉米给吃了。

 

  我是1955年生人,那时候14岁,比近平小2岁。因为我没上过几天学,不识字,年纪又小,没啥见识。我心里就想,近平拿这么多书,死沉死沉的,也不能蒸着吃,也不能煮着吃,成天看这些书,有啥用呢?                

 

  乡亲们都知道近平看书多,肚子里的墨水多,就经常到他住的窑洞来,跟他拉话,让他给我们这些村里人侃大山。近平给我们讲北京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名胜古迹。我们原先都是从那些宣传画上看到过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颐和园,等等。听他一讲,我们印象就更深刻了,还知道了很多宣传画上没有的地方。

 

  我们问近平,北京的汽车多不多?近平说,北京汽车挺多的,不但小轿车多,吉普车、大卡车、面包车也多,还有那种大公共汽车,定点停靠,买票上车,车上能乘坐几十个人。当时,我们村里人到过县城的都很少,见过大客车的更是寥寥无几,听了近平的描述都很吃惊。

 

  近平还跟我们说,咱们国家还不是发达国家,首都北京的汽车还不算多。有的发达国家的大城市,路上全都是汽车,因为车太多,堵得都走不动。我们当时听到近平这样说,简直像做梦一样,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外面的世界竟然是这样的。

 

  学习时报: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您和他还有什么联系吗?                

 

  吕侯生:1993年,近平已经到福建工作多年了,他抽空回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的时候,我与他见上面了,他还给我留了一张名片。

 

  1994年,我修窑洞的时候,被窑洞顶上掉下来的一块石头砸了右腿,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右腿后来就患上了骨髓炎。等到病情严重,我才到医院去治疗,花了好几千块钱,还是没有治好。  

 

  那时我修窑洞,本来手头就很不宽裕,这治病又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还欠下很多外债。而且,因为病没治好,腿的病情也一天比一天重,后来到了严重的时候,走路已经不能受力了,需要拄拐。

 

  当时,我真是走投无路,再不治疗,恐怕就活不久了,我的妻子儿女可咋办呀?实在没办法了,就想到向近平求助,给他写了一封信。让我没想到的是,近平直接就给我寄来了500块钱的路费,让我到福建去治病。我接到这个汇款啊,心里特别感动,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我是第一次离开梁家河,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从延安坐火车去福州。好不容易到了福州,见到了近平,近平安慰我,说不用担心,我这心里顿时真是百感交集。这次,近平真是救了我的命。

 

  近平很快就联系医院帮我治疗。他平时工作很忙,经常下基层,但他只要在福州市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到医院来看望我。

 

  有时候,我心里觉得不安,我问起他医疗费的事,近平对我说:“侯生,给你治病,花多少我都愿意。”其实我心里清楚,九十年代初,咱们国家普遍工资都挺低,近平的工资也并不高,他没有多少积蓄。给我看病花的这些医疗费,大多都是彭丽媛老师的钱。

 

  我在福建治疗,腿当时恢复得不错,可以出院了。但是我不知道花了近平多少钱,大概有几万块吧,我当时也无力还给他,即使给他,他也不会要的,我只有把这件事记在心里。

 

  我回到梁家河之后,又过了几年,没想到病情又复发了,这次更为严重,腿保不住了。199910月底,我在山西做了截肢手术,近平知道这个事情后,又替我支付了所有的医药费。转年,我到福州去看望近平,表达我对他的感谢,那时我已经用上了假肢,走路一瘸一拐的,但是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精神很好。近平见到我,非常关心地俯下身体,看我的假肢,还用手反复摸,好像是看看这假肢的质量好不好。之后,近平很高兴地对我说:“侯生,你的大难过去了,咱们一起合影留个纪念吧!

 

  我现在生活挺好的,儿女也都长大了,他们现在都到外面工作了。每次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对他们说:“我的这条命可是近平救下的!

 

  20152月,近平回到梁家河的时候,还到我家里坐了一会儿。当时他一进到这间熟悉的窑洞,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很自然地坐在炕边。我也坐在炕边,跟近平拉话,拉这农村的变化,拉现在的生活。曾经点着煤油灯看到半夜,经常熏得脸上都是黑的近平,最关心的永远都是大家过得怎么样,吃的、穿的、住的条件如何。他的心总是和我们老百姓在一起。  

 

  “近平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

 

  学习时报:您好!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看到您家窑洞门口的窗台上摆着几双布鞋和鞋垫,做得很好啊。那是您自己做的吗?                

 

  刘金莲:对,那都是我做的,谈不上做得多好看,但是肯定结实,耐用。去年(2015)春节前,近平回来,我还送给他两双布鞋,几副鞋垫,都是我亲手做的。他年轻的时候,在我们梁家河上山受苦(陕北方言,泛指下力气干农活、体力活),和我们农民一样,都是穿这种布鞋,鞋穿坏了,我就给他做新鞋穿。那时候他和几个北京知青,就住在我家靠南边的一孔窑洞里。当时我也年轻,做的鞋也算不上好,我做完了,近平就拿着穿上,一点儿也不挑。我不光是给近平做过鞋,这边住的几个北京知青,我都给做过。

 

  学习时报:那几孔窑洞,您现在还住吗?                

 

  刘金莲:我现在不住了。前年(2014)腊月十八,我就搬到上面(指她家院子里,地势略高的一孔窑洞)来了。那几孔窑洞,是几十年前打的老土窑,现在潮的不行,我年纪大了,耐不住,就搬到上面来住了,这里强一点,不潮湿,光线也好。

 

  那几孔窑洞现在没人住了。不过,2015113号,几个当年的北京知青戴明、王燕生、杨京生等回来看我,看梁家河的乡亲们,又在那里住了一宿。我跟他们拉着话,一转眼就到下午了。我说:“你们今天还走啥嘛。在我家住下吧。”他们说:“好啊,我们就还住自己年轻时候的那个铺位,找找当年的感觉。”他们都是在北京住大高楼的人,现在住这个又潮又冷的小土窑,却非常高兴。条件虽然不好,但是按他们的话说:“这个纪念意义,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住下以后,我给他们拎一壶热水过去,还跟他们拉了几句。他们中间有个铺位空着,我就说:“这个是近平的铺位,你们还记得吧?”他们说:“当然记得了!近平现在可忙了,也不知啥时候能回咱梁家河来看看。”

 

  说来也巧,这几个北京知青走了整整一个月以后,213号,近平就来了。近平也把我家记得清清楚楚,我去迎接他到我家来,他一跨进院门,看见熟悉的那几孔窑洞,就指着最靠外边的那孔说:“我刚到梁家河时,就住这间。”然后,他又指着另外两孔窑洞对我说:“你达(陕北方言,指父亲)你妈住这间,你们两口子住那间。”我说:“对呀,这么多年你都没忘。”近平说:“那咋能忘。你们两口子新婚那年,我们这些知青还来闹过洞房呢。”

 

  学习时报:您结婚大概是什么时候?                

 

  刘金莲:就是近平他们到梁家河来的两三个月以后。

 

  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们这些北京的娃娃第一次见到我们农村办喜事。他们都是年轻人,喜欢热闹,当天他们就来闹洞房了。不光是二队的这六个知青,一队的北京知青也来了,还有村里人,人可多了,特别热闹。

 

  我结婚之后,北京知青还是住在我们家。近平这人性格非常好,对人慈平(陕北方言,意为待人亲切,随和),他说话也亲切,跟我和我老伴儿关系都很好。

 

  我老伴儿叫张青远,当时是他们生产队的队长,每天都带着近平他们这些北京知青到山里去打坝,修梯田,受苦,劳动。近平干活能受下罪,吃下苦,一点儿城里娃娃的娇气劲儿都没有。

 

  近平从村里往地里挑粪,那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出血。他就把衣服脱下来,垫在肩膀上。垫得薄了,不管事儿,扁担还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垫得厚了,使不上劲,扁担又容易掉下来。没过多久,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不怕扁担磨了,也不用垫衣服了。

 

  夏天,我们这边太阳毒得很,天气干热。近平身上都晒红了,之后又蜕皮。那个苦,可不是一般大城市的娃娃能吃下的。有时候,我老伴看他太辛苦,就说:“近平,你坐那歇歇。”近平不歇,他说:“没有事,干完这一气儿再说。”结果,他又干了很长时间活,还不歇着。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什么活儿都要干完了再歇着,干不完就不休息。

 

  不到两年头上,北京知青差不多都返城回去了。但是,近平因为家庭政治方面的原因,走不了,他就这样一点一点吃苦,锻炼成了每天能挣10个工分的壮劳力。

 

  我老伴很佩服他,他跟我拉话说:“你看,近平是北京的娃娃,大城市里来的,但是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一点都不惜力。又有文化,又爱学习,又能吃苦,了不起呀。”

 

  学习时报:习近平在您家中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您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刘金莲:近平和我们相处得可好了!他管我妈叫“干妈”,我妈特别喜欢他,觉得这后生知书达理,有文化,家里有啥好吃的都想着“给近平端去点儿”。

 

  我们有了娃娃之后,知青就不在我家住了。有空的时候,近平就来我家里转转,看看我家里的老人,抱抱我家里的娃娃。

 

  平时,近平很喜欢小孩,也经常带我家的娃娃一起玩,我家的几个娃娃都跟他感情非常好,成天跟着他玩。1975年,近平走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六岁了,娃娃不懂事,一直哭,拉着近平的衣服,不让他走。

 

  学习时报:习近平后来两次回到梁家河看望父老乡亲,您都和他见面了吗?                

 

  刘金莲:都见上面了。1993年,近平回来一次。那时候我老伴儿还在世,他们两个人见面,都很激动。我老伴儿和他拉话的时候说:“近平,你回来了,怎么不把你家里的(陕北方言,意为妻子)带回来?”近平说:“她这次有事误下了,下次我把她带回来。”

 

  2015年,近平回梁家河来,彭丽媛老师和他一起来的,近平跟乡亲们介绍说:“这就是我婆姨(陕北方言,意为妻子)。”  

 

  当时正好是春节前夕,近平给乡亲们采办了很多年货。给我家里带来了面粉、油、十几斤肉,还有一副春联。

 

  近平到我家来的时候,和我拉话。他说:“你住在哪儿了?

 

  我说:“我现在住在上面这个窑洞了。我老伴已经去世了。”

 

  近平听说我老伴去世了,心里很难过,他说:“是得啥病走的?

 

  我说:“是得了哮喘病,肺气肿。”

 

  近平叹了口气,说:“唉,也不是很严重的病,怎么没治好呢?

 

  我说:“当时家里经济困难,儿子结婚,还有很多事情,家里没有钱了。我当时也没给你打招呼,我也不想给你添麻烦。”

 

  他说:“你现在生活咋样?

 

  我说:“我现在生活可好了。吃的,穿的,用的,啥都够,我身体也挺好。”

 

  这时候,我给近平介绍我的大女儿,就是当初拉着近平衣服,不让他走的娃娃。

 

  我说:“这就是彩云,你看现在是不是长大了?

 

  近平看到她,高兴地笑着说:“哎呀!你可真是长大了!

 

  临走之前,近平跟我握手。他说:“等我有空,有时间,还会来看你们的。”

 

  我说:“好啊,近平,有空就常回来。”

 

  ●近平真是个好后生  

 

  上篇  

 

  19733月,延川县委抽调习近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驻点,当年11月离开。在赵家河8个月时间里,习近平不仅负责文件宣讲、大队领导班子整顿、生产队干部配备等行政工作,还和村民一起修梯田、打土坝、植树造林。他的这些工作,受到赵家河村民的充分称赞和冯家坪公社的高度认可。当年的公社书记赵廷璧要留他在赵家河大队当支书,文安驿公社党委书记白光星说:“你们想得美,我们的好人才怎么能给你!”社教结束习近平回到梁家河后的19741月,文安驿公社党委决定不到21岁的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这次访谈中7位赵家河村民回忆的当年几则故事,只是习近平8个月农村社教经历的一点一滴,但从中可以看到一位志存高远的青年,如何在贫瘠落后的黄土高原卧薪尝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自己的人生第一站。

 

  “近平教我写名字

 

  学习时报:您好!习近平当年叫您“铁姑娘”,是为什么?

 

  高小梅:那时候我们有十四五个女孩子都在那劳动,我年纪小,个子也小,但劳动起来是最突出的一个。我管做饭和送饭,手脚最麻利,很快就把所有人的饭都做好,送过来了;干活的时候,我比男劳力差不了多少;到了春天,给田里送肥,人家送7担,我也能送7担。近平注意到我了,就叫我“铁姑娘”,后来叫习惯了,见到我就说:“铁姑娘,你来啦?”他这么一说,我身边一群女孩子就笑,弄得我还挺不好意思。

 

  学习时报:他也和你们一起劳动吗?

 

  高小梅:是啊,一起劳动啊,近平到我们赵家河来,组织动员我们全村人到山上去打坝。那时候,寒冬腊月,土都冻得硬邦邦的,镐刨不动,铁锹铲不动,只能用炮(指开山用的炸药)打下土块,再用独轮车推走,整平。这活很累,很多社员想在家“猫冬”(指北方农村冬天农闲时期的休养生息),不想上山去受苦。近平就给大家鼓劲儿说:“大家加把劲!锅里有了,碗里也有了;锅里没有,碗里也没有(陕北谚语,这隐含的意思是:集体富裕了,大家也能过上好生活)。”其实,近平都是为了村里人好,打坝,增加耕地,多种粮食,村里人就有更多的粮食吃,但当时这种话不能明着说(指当时不能宣扬小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

 

  近平发现,大家每天中午从山里走回家去,做饭,吃饭,然后再走回山里干活,又累又浪费时间,一个中午来回“赶场”,忙忙叨叨的,还白白浪费了一两个小时。这么多人,完全可以中午好好休息一下,剩下的时间还能多干很多活。

 

  为了节省时间,近平就跟我们商量着定下:每天中午不回家,留在山上,专门派几个人做饭送过来,吃完饭以后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再继续干活。

 

  这样一来,我们中午就能在山里休息一会儿,生一堆火,大家一起烤火,拉拉话。近平当时也都是跟大家坐在一起,穿着大棉袄,一身黄土,跟我们没什么两样。但是一说话,就能看出他不一样了。他给我们讲故事,说国内国外的大事,听的我们可高兴了。那个时候村里有报纸,大多数人不识字,很少有人看,但是近平都会看,他对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小情,都了解得很清楚,再加上他平时看很多书,懂得很多知识,所以他拉话时说的那些事,对我们特别有吸引力。那时候天很冷,最冷的时候气温达到零下十多度。饭送来时已经凉了,我们就围着火,把饭烤一烤,烤热了再吃。有时候也把红薯放在火堆上烤着吃。近平平时吃饭都细嚼慢咽的,但是这时候就吃得快了,还催促我们:“咱都吃快点啊!要不一会儿饭就凉了。”

 

  吃了饭,我们休息一小会儿,就接着干。等到快收工的时候,大家都累了,近平还是那么有劲,一直卯足了劲头干。他还给大家鼓劲说:“同志们!加把劲!好好干这一气儿!马上快收工了。”

 

  我们那时候早上六七点就上山去劳动,一直到晚上才回来,近平是社教干部,带领我们干活,每天都要管这管那,干的活儿却跟我们一样多,甚至比我们更下力气。我们村里年纪大一点的人私下里都称赞他说:“近平这娃,别看是大城市来的,真能吃苦,真厉害!”

 

  学习时报:除了和你们一起劳动,他还带你们学习吗?

 

  高小梅:有啊,近平那时还在村里办了个夜校,这个夜校当时是全县做得最好的,后来成为县上的试点,叫“赵家河村青年夜校试点”。这个青年夜校和村党支部的生产会不一样,生产会是打铃集合,我们是吹哨集合的。我们总共有二三十个年轻人,每天都去参加近平办的“青年夜校”,都在随娃的窑洞里集合,那时那个窑洞没有炕,中间有一个很长的石条桌子,就像现在的会议桌一样,大家都挤在这个石条桌子周围。每天晚上,点起煤油灯,近平就给我们讲课。

 

  我是文盲,没念过书,我们很多人都不识字,近平就教我们认字,教我们写自己的名字。他问清楚每个人的名字,就帮我们写下来,再一笔一划地教我们自己写。我会写自己的名字“高小梅”,就是近平那时候教给我的。

 

  那时候干了一天的活,天黑了以后还到夜校这里来,却一点都不觉得累,心里可高兴了。年轻人都有精神,近平也不累,每天都给我们讲课,教我们识字,还教我们唱歌跳舞。近平那时候经常说的一些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意思就是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他还常说:“打铁还要自身硬。”意思就是,正人要先正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

 

  “近平让我当队长

 

  学习时报:武大爷,您的小名也是叫随娃吧?

 

  武刚文:是的!

 

  学习时报:您当时在赵家河是队长吧?

 

  武刚文:我在赵家河最早是当基建队队长,主要是管那些修梯田、打坝的事情。当了三年之后,村里又派我当生产队的队长。当队长期间,我也没忘了基建队的活儿,除了生产,我还领着社员在山上打坝开荒,这样我们队的粮食能多打些,我们还能年年领先别的队。可是因为这个,我却惹下了麻烦。

 

  学习时报:什么麻烦?

 

  武刚文:有一天,县委书记骑个自行车到我们村来视察,他翻过一座山,正好看到我们生产队在开荒,他就不让,说我们生产队不应该干基建队的活儿,而且我们开荒没跟县里请示,是违规的。我说:“我们为了多种粮食,开荒没啥不对的,为啥不让?”我就跟县委书记吵了一架。之后我就赌气不当队长了,反正当队长受苦受累最多,我也当够了。

 

  从那以后,我就给村里放羊,放了三年。放羊我干得也挺好,我把队里的羊教育得非常规矩,不吃庄稼,只吃庄稼下面的草。那个时候,我上午劳动,下午放羊,放羊之后又去打坝,每天也很累,但是不当队长,不用操那么多的心,还是挺高兴的。

 

  学习时报:那后来您为什么又重新当队长了呢?

 

  武刚文: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我27岁。近平通过村里人了解到我之前的事,他找到我说:“随娃,你还得当队长。”

 

  我说:“我不当了,我当够了。”

 

  近平说:“不行,你必须得当这个队长。你当队长能搞好生产。”

 

  后来村里人跟我说:“近平让你当队长,你就当嘛,近平觉得你这个人耿直、诚实,还能干,就想让你当队长呢。”

 

  可我这人脾气倔,因为跟县委书记吵架我才下来的,现在谁让我当队长,我也不当。

 

  我脾气虽然倔,但近平有的是耐心,他一次次找我谈,让我多为集体考虑,要用自己的能力给全生产队的人做贡献。他还问我:“你听不听党的话?不听党的话,说明你觉悟不够高,我就给你办学习班。”前前后后,近平一共找我谈了十多次,最后终于把我说动了,我说:“行,我当这个队长。”他说:“这就对了嘛!”

 

  那个时候,村子里有三个生产队,近平让我当第二生产队的队长。其实,当生产队长可费脑子了,比当个村党支部书记还要复杂得多,基本上队里面社员的生产、生活、评工分,都要队长来安排,安排得不合理,这个人多了点儿,那个人少了点儿,社员有意见,那就不中。

 

  因为我多年不当队长,碰到了一些困难。这时候近平就到我们二队来,帮助我解决一些困难,他帮我管集体,帮我开队会。他这个人口才很好,讲得好,讲得实,处事又公道,所以他一来,无论什么困难都能解决。

 

  我那个队有二十来户,人多嘴杂,主意也多。比如评工分的时候,最容易出纠纷,有的人干活多,有的人干活少,评的时候不可能都一样。如果评得一样,干活多的人就有意见;如果评得有多有少,评得少的人就有意见。我这人直来直去,不咋会调解矛盾,评得少的人跟我嚷,我也跟他们嚷。嚷来嚷去,大家就说:“别嚷了!嚷有啥用!叫近平来!让近平来给断断!”我们就去叫近平来出面。他一来,每次都能调解得很好,他说话能说在理上,让大家觉得心服口服,最后调解完了,大家也都不说啥了。

 

  近平是个外来的知青,不是我们本村的人,还比我小那么多,还是个娃娃,但我就服他,他说啥我也听。我这个人脾气倔,县委书记的话我都不听,我都敢跟他吵,但我就听近平的,因为近平这人处事公道,说话在理,他从不为自己考虑,都是为大家考虑。

 

  现在我七十多岁了,老了,耳朵也背,眼睛也花了,现在我还听近平的,近平是国家主席嘛,如果他现在让我当队长,我还当。

 

  “近平把粮票和钱压在了碗底下

 

  学习时报:您好,听说习近平到赵家河吃的第一顿饭就是在您家里,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聂瑞兰:记得,近平到赵家河来,是在我家吃的第一顿饭。他来之前,我就想,人家是北京的娃娃,到咱赵家河这穷山沟了,第一顿饭,算是接风,咋也得让人家娃娃吃好。

 

  当时,每家每户一年才分到几斤白面粉,那一年分的白面我一直没舍得吃,攒起来了。近平来的那天,我就把这些白面拿出来,擀了面条,给他煮热汤面吃。煮面的时候,我又在锅里打了个鸡蛋,这是我家自己喂的鸡下的蛋。我把热汤面煮好,盛在一个白瓷碗里,给近平端了过去。

 

  近平吃饭的时候,我就把自家的娃娃赶到窑洞外面去耍。要不然,娃娃站在旁边看,大人看娃娃可怜,给这个分一点,那个分一点,饭也吃不好,所以我就不让娃娃到跟前来。那顿饭,近平吃得可香了,他吃饭很慢,细嚼慢咽的。

 

  近平边吃边说:“嫂子,你做的这面条真香!”我说:“你吃着香就好,多吃一点,吃完再给你盛。”

 

  近平吃完这一碗,我又给他盛了一碗。吃完以后,我问他:“吃饱了没有?”

 

  近平说:“吃饱了!”

 

  学习时报:接下来他还和您聊了什么吗?

 

  聂瑞兰:近平从兜里掏出来粮票和钱塞给我,我说什么也不要,他拗不过我,就走了。等他走了以后,我去收拾桌子。拿起碗后,我才发现碗底下压了一斤二两粮票和三毛钱。那时候,这些粮票和三毛钱,可是超过这两碗热汤面几倍的价值了。

 

  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又轮到我家吃派饭(派饭:由大队干部指派社员家为外来客人做饭,之后由大队分配工分作为报酬)了,我一边做饭一边跟他拉话。

 

  我说:“近平,咱做派饭挣工分,你不用给粮票和钱嘛!”

 

  近平说:“这我知道。我有,嫂子你就拿上嘛。”

 

  这次我给他做了烩豆面,我特意用好豆面给他做的。近平吃得可香了。

 

  “可把近平急坏了

 

  学习时报:您好,您当年也参与了打坝工作吧?请问您还记得当时的一些事情吗?

 

  赵福有:1973年,我们打了一冬天的坝。开春的时候,天还很冷,黄土冻得很结实,还要用炮炸开冻土。谁料,突然有一天出了意外。放炮的时候,一大块冻土疙瘩从山上掉下来,把一个社员的腿给砸了,当时他就走不了路了,大家说:“哎呀,可能是骨折了!”

 

  近平赶紧组织大家把这个社员抬回村里,先放到窑洞的炕上,让他休息。近平又连忙安排人联系县上,让县上派人来接这位受伤的社员。出去联系的人,先到镇上,再到县里,需要很长时间。这段时间,近平就一直在这社员家门口等着。我们说:“近平,你回去休息一下吧。”近平摆摆手说:“不用。”

 

  受伤的社员在窑洞里面受罪,派出去联系的人又紧着不回来。近平是又着急,又心疼。

 

  他就在这个受伤社员的窑洞外面走过来走过去,走了很长时间,足足有几百趟。那次,近平可真是急坏了。

 

  学习时报:后来怎么样了?

 

  赵福有:好在,这个社员及时得到了救治,腿完全治好了,也没落下什么毛病。后来我们村里人议论这事说:“近平这娃心眼好呢。”当时,近平是我们村的驻队社教干部,是村里的领导,但社员受了伤,咱同村的人也没有他那么着急。他把咱群众的安危放在心上,咱不能忘。

 

  下篇

 

  “近平帮我找猪

 

  学习时报:请问您记得习近平当年在你们村的一些事情吗?

 

  赵秀全:近平给我上过课,也在我家吃过饭。不过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件事,是近平帮我找猪。

 

  有一天,我在喂猪之前,先清一清猪圈,就把猪放出来了,等清完猪圈,那猪在院里待得挺老实,我就松心(陕北方言,疏忽)了,我想,一会儿我把猪食往圈里一放,它自己就回去了。结果,这家伙趁机就跑了!

 

  我端着猪食盆子到院里,一看,猪咋没了?急得我呀,把盆子往地上一撂,跳着脚儿地跑出去找,一边找一边骂:“这缺德的猪,你要是丢了,这得是多大的损失啊?”找了一圈,我也没看见猪在哪儿,这么大个村子,这么多山,要是猪顺着路跑到别的地方去,我咋也找不到了。这个祸就算是闯下了。

 

  我正垂头丧气往家里走呢,刚到家门口,我一看,近平从对面赶着那只猪回来了,那个猪也是垂头丧气的,没跑成嘛,它心里可能也气。

 

  近平一看见我,就说:“你咋不把猪圈好嘛!”

 

  我说:“哎呀,我没留神,就让它跑了。近平,你咋找到的这猪?”

 

  近平说:“我一看这猪,就是你喂的那只,就给你赶回来了。你咋不看好嘛?猪要圈好,可不能让它随便跑。咱们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可不敢粗心大意!”

 

  我连声答应:“是!是!”

 

  虽然近平把我批评了一顿,但我心里还是很高兴;一是他说的在理,我应该接受;二是猪找回来了,我们家也不会受损失了。

 

  “近平开会时我们不瞌睡”

 

  学习时报:您好,请问习近平到赵家河做社教工作时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赵勋功: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我是村里的会计。我对他的印象可好了,一有时间,总跟他拉话。有时候,近平也在我家吃饭。

 

  近平来了以后,经常组织我们开会,还办夜校,组织我们这些年轻人识字,还有唱歌、跳舞,我们都很感兴趣,一听说近平开会,都赶紧过去。原来我们村干部组织社员开会,我们去的时候都磨磨蹭蹭,就是到了也不好好听,底下拉话的拉话,纳鞋底的纳鞋底,瞌睡的瞌睡。但是近平跟我们开会,我们都听得可认真了。因为啥?因为他讲得可有意思了,讲路线教育,讲咱农村的这些事,特别实在,都是跟我们社员密切相关的。除此之外,他还讲一些国内国外的大事,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讲得特别有意思。我们很佩服他,对他说:“近平,你这个脑瓜子,真是了不得!”

 

  近平在赵家河一直和我们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吃也跟我们吃一样的东西,那时候能吃顿白面馍馍都是很困难的,他轮流在我们社员家里吃饭,也没吃到什么好的。近平干活很能吃苦,和我们干一样的活,比我们还下力气。

 

  他要回梁家河的时候,我们几个人送他。我们也不想他走,但他是梁家河的知青,还是要回到梁家河去。当时我们都觉得,近平是个好后生,都不舍得他走。他在我们赵家河,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打坝、修梯田、开会、办夜校,教给我们很多东西,教会很多人写自己的名字……直到今天,村里人还一直惦记着近平,我们拉话的时候也经常提起他。

 

  “近平帮老汉拉车

 

  学习时报:赵胜利同志,您好!习近平作为社教干部到赵家河“蹲点”期间,您和他在工作和生活上接触很多,一起相处了几个月。请您讲一讲,他到赵家河来工作的起因是什么?

 

  赵胜利:1973年,我们延川县的县团委班子换届,北京知青陶海粟当选了县团委书记,县团委当时负责安排到各村进行路线教育的人选。近平当时在梁家河插队,劳动非常积极,生活上和当地社员相处得非常融洽,群众反映很好,政治上也积极要求进步,像他这样的优秀知识青年就很适合搞农村的政治宣传。于是,陶海粟就委派他到我们赵家河来“蹲点”(指驻扎在生产队主持工作),负责路线教育工作。

 

  我和近平第一次见面就是在1973年的上半年。近平来到我们赵家河村,大约是三四月份,我记得那时候柳树刚开始发芽。近平从县上搭车到了冯家坪公社,再步行走到我们这里。他来的时候,先是给我们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他说:“同志们好,我是咱们文安驿公社梁家河的插队知青,我叫习近平。”我们大家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就这样,近平就成为我们的驻村干部,留了下来开始工作了。

 

  学习时报:你们和他熟悉了以后,发现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

 

  赵胜利:开始,我们跟他还不太熟,倒是也没觉得哪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等到相处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就发现近平这个人有很鲜明的特点。

 

  近平来之前,我们村上开会,搞社教,大家都没什么兴趣,也懒洋洋地不愿意去。那些政治啊,口号啊,路线啊,斗争啊,批判啊……你说那些神仙打架的事,跟我们山高皇帝远的庄稼人有啥关系嘛?社员们对“社教”都没兴趣,去“受教育”的时候也东拉西扯,不认真听。两三百人,一乱起来,会就没法开了。原来的社教干部和村干部经常要维持秩序:“大家好好听啊!别瞌睡了!别在下面开小会!”但是这也没什么用,大家就是提不起兴趣。

 

  但是,自从近平来了,只要他开会搞社教,大家都准时去,会上秩序也特别好,大家不仅认真听,还能充分地跟近平交流。当时,我们队里有个“俏皮话大王”叫任厚成,他说:“近平讲话,能把人听憨了!(意思是“听傻了,听呆了”,形容人听的时候投入、忘我的状态)

 

  学习时报:这是为什么呢?

 

  赵胜利:就是因为近平讲话特别实在,特别有意思。他这个人,从性格上来说,待人很随和,亲和力很强,而且知识丰富,记忆力非常好,他和我们社员有很多共同语言。而且,他对各方面的知识掌握得都很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各方面都了解。他搞路线教育,也从来不是枯燥地说教、喊口号,而是寓教于乐,像拉家常一样和大家交流。而且他说的话题,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特别感兴趣的事。

 

  近平给我们讲过,他四五岁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慈祥又亲切,拉着他的手,还抚摸他的头。当时我们听了,都羡慕得不得了。毛主席、周总理,都是我们崇敬的伟人,能够跟他们见上一面,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经历。

 

  我们村里的社员,大部分都没出过远门,那时交通不便,村里人甚至到镇上、县上的次数都不多,更别提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近平就常给我们讲中国的地理、历史、文化,把我们这个国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各地的风土人情,简要概括地介绍给大家。

 

  同时,他对于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的了解也非常广泛。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都有什么大洲,有什么国家,各个国家的首都是什么……包括各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民族、气候情况、地理环境……还包括著名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他都能说给大家听。

 

  具体到一些历史事件,近平讲的就更有意思了。有一次,他给我们社员讲当时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的“水门事件”,我们这些山沟里的农民,对“美帝国主义”一无所知,更不知道“水门”是啥,完全都不理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近平就非常耐心细致地给我们讲,甚至把相关的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特点、美国两党之间的“驴象之争”等相关的知识都给我们普及了一遍。一晚上讲不完,近平就来个“且听下回分解”,第二天晚上接着给我们讲。还有一次,近平把他看过的一部名叫《三笑》的电影讲给我们听。这部片子的情节比较复杂,但是他看了以后,却一直记得非常清楚,把整个故事给我们从头到尾讲出来,讲得又生动,又有趣。我们听得聚精会神,如痴如醉。有的社员手里夹着一支香烟都忘了吸,突然感觉到烫手了才连忙扔掉。

 

  近平把这些亲身经历、政治常识、国内国际的具体情况、文化艺术,还有北京的一些新鲜事等有趣的内容,结合他的社教工作一起讲给大家,这样他的工作开展得就非常顺利。那时候,我们社员也特别爱听近平给我们“讲课”,跟他拉话,和他交流,学政治,学文化,学文艺,读书,看报。从中开阔了眼界,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自从近平来到我们村,我们村就变得特别红火:白天我们一起劳动,“战天斗地”;晚上开会,聊得热火朝天,大家笑声不断。散会以后,我和赵志功还会和近平拉话,说说劳动的事,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制订接下来的生产计划,经常拉到深夜。

 

  学习时报:习近平当时作为赵家河的社教干部,除政治教育工作以外,基建、生产等方面也是他主要负责吗?

 

  赵胜利:是的。作为驻村“蹲点”的社教干部,近平当时负责的工作一方面是宣传党的政策,做社员的政治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就是围绕政府下达的任务来安排工作,领导社员生产建设。

 

  你别看当时近平还没有入党,但他已经担负起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很多职责,他不单是在青年中间主持团委的工作,而且党支部的工作他都参与,都安排,都领导,并且都做得很好。这是很不容易的。

 

  近平来了以后,面对的首先就是基建方面的一个决策。我们赵家河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治理神车沟。这个山沟,我们一部分社员想要打坝,增加土地;另一部分社员反对,认为打坝不妥。当时对干不干这个工程,大家的意见一直不统一。

 

  近平觉得这个事不能再拖了,立即组织我们村里开会,探讨这个问题。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有的说:“打坝行不通,一到夏天,山洪如果下来,就把庄稼都淹了。损失怎么办?”有的说:“洪水如果不来,打下的粮食可是实实在在的。你要不打这个坝,等于神车沟年年荒废着,每年都损失几百亩的粮食!”我和老书记赞成干,很多人不赞成干,大家各说各的理,争执不下,有人看近平一直听着不说话,就问他:“近平,你是什么看法?你觉得应不应该打这个坝?”近平说:“应该打。”

 

  一锤定音,全村社员没有一个人再争执了,第二天,近平带着我们就开干了。白天大干,晚上夜战,不到三个月,我们就把神车沟平平整整地填好了,打好了坝,赵家河这一下就增加了近百亩的土地。而且坝地易于灌溉,是高产地。现在,这块坝地还在大量种植玉米,每年的产量都很高。

 

  学习时报:请您讲一讲“知青林”的故事。

 

  赵胜利:知青林的位置在麻花沟,其实它和神车沟的这块坝地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块坝地打得很好,县团委书记陶海粟在1974年的春天,组织全县各公社、大队的团委书记到我们赵家河村来参观学习。当时,团委书记们都是步行来的,一人扛着一捆县团委统一购买的树苗。上午参观神车沟坝地、开会、学习。中午吃完饭,大家就都到麻花沟去植树造林,种好树,浇了水,大家各回各家。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几尺高的小树苗,现在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我们村里人给这片树林起名叫作知青林。这片树林就在我们村口的必经之路旁边,我路过那片树林的时候,经常会在那儿站一会儿,风吹起来的时候,树叶沙沙作响,铺天盖地的,很有气势。那里的景色很美,特别是金秋时节,就像一幅油画,有人或车辆路过那里的时候,都会多望上几眼。

 

  近平在赵家河的半年多时间里,像政治教育、办扫盲学习班、农田基本建设、粮食生产、培养基层干部等工作,他都安排得非常紧凑,非常有计划性,一件接一件地干,在他回梁家河之前,也都扎扎实实地完成了。所以,他在赵家河待的这七八个月时间,看起来非常短暂,但是给我们村带来的变化是很深刻的。

 

  学习时报:这七八个月的时间里,您一直和他在一起工作,他还有一些什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请您回忆一下。

 

  赵胜利:有两件小事。一件事是近平自己修了一个厕所的事。他住的窑洞外不远处,有个厕所,这个厕所是公用的,住这排窑洞的人,还有路过的人都会用这个厕所。但是这个厕所非常小,也非常简陋。当时陕北农村,生活很艰苦,对于上厕所就更不讲究。挖个坑,周围随便用木头、秸秆、土坯一挡,上面盖个草棚子,就当厕所了。所以俗称“茅厕”。男人站在里面方便,有时外面路过的妇女都能看见。

 

  近平来了不久,就动手修了一个男女分开的公共厕所。他把旧的厕所拆掉,重新用砖和石头砌,扩大了面积,又加高了围墙,一间男厕,一间女厕,都是分开的,宽敞多了,而且隐秘性比较好。大家一看,这样确实很方便,就纷纷效仿,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社员们也都纷纷改造自己家的厕所。不久之后,赵家河的厕所基本都改成了砖石结构的。

 

  还有一件事,是近平帮助一位老汉拉车的事情。有一次,我和近平一起到冯家坪公社去开会,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弓着腰很吃力地拉着架子车。我一看,这位老汉我认识,他是冯家坪人,名叫冯俊德。我跟冯俊德打了个招呼,接下来,还没等我说话,近平就走上前对他说:“老大爷,您这么大年纪,还能拉得动车?”冯俊德说:“能成!”近平说:“来,我帮你拉一段!”冯俊德也确实累了,一看这个年轻小伙来帮他,就很高兴,说:“好啊,多谢你了。”近平就把车接了过来,拉起来就走。

 

  我说:“冯大爷,你这车上拉的是什么?”

 

  冯俊德说:“这是我从自留地刚刚采收的旱烟叶,拉回家烤一烤。”

 

  冯俊德又问近平:“后生,你是哪里的?我之前没见过你。”近平回答说:“我是北京来延川插队的知青,在赵家河搞路线教育,我们现在到公社去开个会。”冯俊德说:“北京的娃,这架子车拉得倒好哩。”近平说:“经常干,就熟了。”冯俊德问他:“你叫什么名字?”近平回答:“我叫习近平。”

 

  冯俊德说:“你姓习?这个姓可不多见。我老汉活了七十多年,就知道一个姓习的,就是我们陕北闹革命的习仲勋。”

 

  近平说:“老大爷,你知道习仲勋?”

 

  冯俊德说:“那咋能不知道嘛!那时候刘志丹、习仲勋在我们陕北闹革命。刘志丹管军队,是军委主席;习仲勋管政府,是政府主席。他像你现在这样的年纪,就当上了‘娃娃主席’,我们陕北人,都知道习仲勋。”

 

  近平说:“我就是习仲勋的儿子。”冯俊德吃了一惊,喜得大声说:“哎呀,好后生,原来你就是习仲勋的儿子!”我们三个一路走,一路拉话,很快就到了冯家坪。冯俊德和近平拉了一路的话,两个人仿佛成了忘年交,到了冯俊德的家门口了,他请近平和我到他家里去坐一会儿,喝口水。近平说:“不了,谢谢,我还要去公社开会呢。以后有机会咱们再拉话。”

 

  从这以后,冯俊德逢人就讲“习仲勋的儿子帮我拉车”的事情,每次讲起的时候都很兴奋,很自豪,当然还免不了让我当见证人。他说:“这事,赵家河的赵胜利看见了——习仲勋的儿子帮我拉过车。领导人教育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  

 

  采访对象: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梁玉明  

 

  学习时报:您好!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时,您是村支部书记。他到梁家河以后,您与他朝夕相处,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有很多接触,并结下了深厚友谊。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插队期间的情况。  

 

  梁玉明:近平他们来下乡的时候,我是梁家河的村党支部书记。那个时候,农村以粮为纲,村支书就是大队长,主要的工作就是带领社员苦干,大干,多打粮食,一切工作都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  

 

  近平他们这些北京知青是1969年的元月17号到的我们文安驿。那天,我们村派了两个生产队的社员,还带着毛驴,赶到文安驿把他们接了回来。  

 

  知青都带了很多行李,大包小包大多装的是衣服、被褥,虽然看着挺大,但分量并不重。近平有两个箱子,不算大,有个社员看他的箱子小,以为很轻,过去一拎,结果死沉死沉的。社员说:“呀,这箱子看着不大,咋这么重!里面装了金元宝吗?  

 

  当时我们梁家河大队有两个小队,一个前队,一个后队,也叫一队、二队。回来以后,我们就把这15个北京知青分到两个队。一队住了9个知青,5个男的,4个女的,两孔窑洞就分别是男生宿舍,女生宿舍。二队是6个知青,其中包括近平,全都挤到一孔窑洞里,在一铺炕上睡觉。  

 

  他们这些北京来的后生,连我们山沟沟里的灶台都没见过,更不会烧柴做饭。我们队上就派了一名社员负责给他们做饭。过了两个月以后,他们学会了做饭,以后就都是自己做饭了。  

 

  相处了一段时间,我们村里人和这些北京知青都熟悉了,那时候我们才知道,近平那两个沉甸甸的箱子里装的全都是书。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感慨:近平当时是个十五岁的娃娃,虽然个子高,但是挺瘦的,这两大箱子书,我们干惯了体力活的社员都觉得太沉了,他竟然从北京一路给搬到千里之外的山沟沟里来,真是太不容易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注意观察这个知青里面年纪最小又爱读书的娃娃。  

 

  学习时报:知青刚到村里的时候遇到什么生活上的困难吗?                

 

  梁玉明:知青首先遇到的障碍是语言交流上的困难。我们陕北的口音很重,知青刚来的时候,语言跟农民不通。刚开始时,知青说了一句话,农民听不懂,就说“害怕”。知青就懵了:跟你说句话而已,你害啥怕?其实农民说的是延川本地的方言:“害不哈”,是“听不懂”的意思,知青也听不太明白,就听成了“害怕”。知青就问我:“我们一说话老乡就害怕,这是咋回事?”我跟他们解释说,他不是害怕,他是说“害不哈”,意思就是“听不懂”。我就跟知青说,你们要学老百姓的语言,学会陕北方言,这样才能方便沟通交流嘛!慢慢地,知青就学着说我们本地的方言,与社员交流起来就没有语言方面的障碍了。  

 

  学习时报:你们是怎么和知青们熟悉起来的?                

 

  梁玉明:那个时候,我们社员经常和知青在一起学习。我记得当时学习毛主席的文章比较多,《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等。我是村党支部书记,组织给他们上课,但是实际上,我也是和他们一起学习。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这句话的核心思想就是:衡量对错的标准,应该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始终要坚持好的,坚持对人民有益的,改正那些错的,那些对人民无益的。这篇文章不咋长(陕北方言:即不怎么长),我见近平反复地看,反复地读,爱不释手。我当时还在心里想:这个娃娃咋这么爱学习呢!                  

 

  在梁家河插队的这段时间,近平还阅读了大量书籍。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方面的书,他看得真是太多了!只要有一点点空闲时间,近平坐下来就看书,有时候一直看到深夜才睡。那时候在我们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近平吃不饱穿不暖,每天要上山劳动,想学习只能硬挤出一点时间,晚上看书只能就着昏暗的煤油灯,但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他却对学习有着浓厚的热情。我们都说,社员抽烟有“烟瘾”,近平读书有“书瘾”。  

 

  今天我们总是跟孩子说:“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这条路,对于当时的近平来说,几乎就是不通的。他父亲习仲勋当时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近平本人被划分为“黑帮子弟”,他就算刻苦学习,一般也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实际上,近平读书并没有明显的功利性,也不是为了考大学,而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他在梁家河待了七年时间,我就没见他离开过书本,没见他放弃过读书。尤其是他当了我们村的村支书之后,他每天不仅要和社员一样劳动,还要处理村里的大事小事,在那么忙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读书。社员到他窑洞里去,都说:你看这炕头上的书堆得满满的!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热爱知识,他怎么能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坚持读书?怎么能七年都坚持读书呢?                

 

  学习时报:习近平当时除了劳动和读书外也参与村里的工作吗?                  

 

  梁玉明:过了一两年,近平就成了我们梁家河的自家人。他有文化,办事有条理,说话有道理,村里人都跟他关系很好,也很信服他,所以他开始参与村领导班子的各项工作了。  

 

  当时,我们村上有个“二流子”,五十多岁的人,不务正业,偷鸡摸狗。我就教育他说:“你不改正这毛病,你就不是一个好社员!”可是这个人就是屡教不改。有一次,他偷队上的葱被抓住了,就被定为“管制分子”。那个时候,对这样的人是很严厉的,要把他关起来,还要开社员大会,给他头上戴个帽子,轮流对他进行批判。我们农村批判人,其实就是轮流骂他,骂他个狗血淋头。批判会上,近平和雷平生也参与了,但是对这个“二流子”,没有说一句侮辱人格的话,而是以平和的态度,给他讲道理,对他进行开导和教育。社员上去骂“二流子”的时候,“二流子”低着头,闷着声不吭气。近平没有骂他,而是一条一条地给他讲道理,教育他改正错误,“二流子”听了直点头。在批判会上,被批判对象是没有权利说话的,见他点头了,近平和雷平生就说:“那你唱个信天游吧!”“二流子”就高高兴兴地唱了一曲,唱得又高亢又嘹亮。批斗下来之后,“二流子”说:“我老汉以后要向北京的娃娃学习,可不敢再偷了。”经历了这件事,村里人都竖起大拇指说:北京来的娃娃行!                

 

  后来我跟近平聊起这件事,他跟我说:“他只是犯了一些毛病,完全可以改过来,还是可以团结的人嘛。咱们应该以教育为主。”果然,这个屡教不改的“二流子”,经过近平和他几次谈话,很快就有所转变。从那以后,这个人再也没有偷鸡摸狗,不务正业,而且开始好好劳动,成了我们村一个好社员,跟近平也成了好朋友。  

 

  从这件事情上,我很佩服习近平,懂得做工作说到底还是做人的工作。你想想,这个“二流子”已经五十多岁了,屡教不改,一直犯错误,村里人都讨厌他。但是近平做工作的出发点很公平,也很平等,他不是出于主观情绪,也不是出于成见,而是给予别人必要的尊重,把思想教育工作做到人心里去。近平尊重人,团结人,有很好的工作方法,很了不起。  

 

  还有些社员,偷奸耍滑的,生事打架的,近平都能帮忙做思想工作。有一次,村里两个婆姨闹架了,闹架以后开始没完没了地互相骂仗,两个婆姨见面就骂,隔着沟也骂,隔着路也骂,骂的那个话多难听就别提了。骂得不可开交,就闹到我这里来了。我说,让近平来给你们调解一下吧!近平来了之后,分别找她们两个谈话,后来不知道又谈了多少次。最后,这两个婆姨的关系好起来了,还成了好朋友。我当时就觉得,近平这个人真会做工作。村里的事情特别多,我忙不过来的时候,就让近平来帮忙,他每次都能把事情办得稳稳的,社员都很满意。  

 

  学习时报:习近平入团和入党都是在梁家河,您了解具体情况吗?                  

 

  梁玉明:1972年,近平追求进步,要入团,但他这个事情却是一波三折,费了很大的劲。他先后写了好几份入团申请书,交给公社的团委书记,直到那一年秋天,他才正式被批准入团。  

 

  到了1973年,我们县上招聘农村青年积极分子,就把近平调到贾家坪公社的赵家河村去主持社教工作,他在赵家河把社教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带领村民造坝地也造得很好,跟村里人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赵家河人一看近平这么能干,群众关系又好,就想把他留下,不让他回梁家河。我们梁家河不同意,坚持要他回来——近平是我们的人,咋能去你们那干了几个月就成了你们的人哩?后来问近平的意见,近平说:“我还是回去吧!我从梁家河出来的,我还回梁家河去。”就这样,1973年的7月份,近平又回到了梁家河。  

 

  回到梁家河以后,村里想让近平在村里主持工作,但他还不是党员,申请入党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近平写好了入党申请书,我和梁有华当近平的入党介绍人,我就组织开了一个党员会。党员会上,大家都同意近平入党,之后我又开了支部会,同意接收习近平入党。支部通过以后,我就把这个材料拿到公社,但是公社当时的书记不批。他还批评我说:“你这个梁玉明这么胆大,你敢把黑帮子弟介绍入党!”我跟他说:“近平是不是黑帮子弟,现在还没有结论。况且,考察青年入党,还有一项是重在个人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好,就可以入党。”书记说:“你哪里看到这一条?”我说:“红头文件有,中央发的。”虽然我把书记说得哑口无言,但是顶撞得他很不高兴,所以那次也没有批。  

 

  我回来把这个情况跟近平一说,近平也在意料之中,他说:“唉,我知道公社不会批。”我说:“那也不是你的错,公社不批是不对的,他没理由不批。”  

 

  就这样,近平前前后后一共写了好多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没有得到批准,这实在太说不过去了。后来,公社换了新的书记白光兴,他比较看好近平的能力,公社党委认为不能因为当时习仲勋同志的问题影响习近平入党,于是将他入党的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当时的县委书记也很重视这个问题,经过县委研究讨论,1974年元月批准了近平入党。近平入党的时候,正好赶上村领导班子换届,我们村上就召开了党员会,推举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则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学习时报:当时习近平那么年轻,又是一名外来的知青,为什么大家都推举他来当村书记?                  

 

  梁玉明:因为近平年轻,公道正派,头脑灵活,又肯干,他在入党之前就已经参与很多村里的事务了。大家相信他肯定能把我们村里的工作做好。  

 

  后来事实也证明,近平当了书记以后,处事公道,工作扎实,为村里做了很多实事,群众对他非常满意。  

 

  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说的话,如果有错你们就指出来,我肯定改;如果我说的没错,你们就照着办,不能打折扣。如果是你不对,我就要纠正你,而且不能说一下我就不管了,还要督促你真的改过来。如果有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不对的事情还要说对,那绝对不行。近平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上首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再严格要求别人,他非常善于团结同志,关心群众。  

 

  近平处事非常公正,很多农村人当领导,裙带关系很严重,把亲戚朋友照顾得很好,多吃多拿多占。近平没有这么做,知青也好,社员也好,一视同仁,他绝对不会用公家的资源额外照顾朋友,绝不会做不公正的事。所以,近平批评一些社员,他们都能接受。社员们都信服他,认为他公正、没有私心。

 

  学习时报:习近平当了村支书后在梁家河做了哪些事情?                  

 

  梁玉明:近平给我们村做了很多事情。我就讲一讲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吧。  

 

  第一件事,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办沼气,他觉得我们可以借鉴过来,解决农村烧柴的老大难问题。近平就跟大家探讨这个事情,给我们讲办沼气有几大好处:一是能解决社员点灯问题;二是能做饭;三是沼气池里的废料还可以给庄稼做肥料。后来,近平他们到四川去学习沼气技术,学了大半个月的时间,回来就动员社员开会,组织了一个办沼气的施工队。近平在四川学了不少技术,还从四川带回来一个技术员,在他们两个的指导下,我们就建起了沼气池。当时我也和大家一起修建沼气池,带着一些人负责打石头、接石板,石板接起来套出沼气池的原型来。沼气池一修好,就解决了我们的燃料问题。沼气可以点灯,可以做饭,社员们都很高兴。以前做饭就要打柴,社员又要劳动,还要打柴。有了沼气,就不用费那么多力气去砍柴了,社员高兴极了,都说:这沼气可算是解决了咱祖祖辈辈烧柴的大难题啦。后来,省里在我们梁家河村开了一个沼气现场会,在全省推广。很快,沼气就普及到了全省,给全省很多地方的农民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便利。这是近平办的一件大事情。  

 

  第二件事,近平还带领我们村民打了一口井,解决了我们全村的吃水问题。以前我们村里吃水困难,就是在河里挖个渗水坑,拿个瓢,舀到桶里,担回去吃水,那个水很浑,远没有井水好吃,也不卫生。在那个年代,近平带我们挖井可没有现在这些机械,都是人工挖。挖井的人在下面用头挖出泥土、石块,再装到筐筐里,井口处安一个辘轳,把筐筐吊出来。人工挖井是有很大风险的,往外拉泥土和石块时,稍有不慎,掉下来一个小石块就可能给下面的人带来生命危险。那个时候是冬天,打了很深,才开始见水,这水冰凉刺骨,近平下到井里,两条腿都踩在泥水里,挖下面的泥土和石头,一干就是挺长时间,实在撑不住了再换人。打这口井的时候,近平的腿冻得落下了毛病,冬天的时候就容易腿疼。这口井挖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三十多米深,我们村现在还在吃这口井里的水。  

 

  第三件事,近平给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铁业社可以制造和修理割草的镰刀,挖土的铁锨,锄地的锄头,砍柴的头,解决社员劳动工具的需求。铁业社当时生产的工具很多,剩余用不完的,就卖给我们县的供销社,给村里增加收入。  

 

  近平还带领我们打坝地。打坝如果全靠人力,效率就比较低。那时候没有柴油机,我们就贷款买了一个柴油机,搞水打坝,用管子接上起坝机,一截四米长,起坝机拉到山上,把山上的土打松,再用柴油机带上着水,把那个土浇起来,冲到山下来,形成平整的土地,这叫“水水坝”。这种坝打起来很结实。像这样的坝地,近平领着我们一共打了五大块,给村里增加了几十亩的耕地。  

 

  另外,近平从四川回来的时候,还带来了种植烤烟的技术,在我们村种植成功了;他还办了一个代销点,方便村里人购买日用品;还办了一个缝纫社,解放妇女劳力。近平当书记不到两年时间,办沼气、打井、办铁业社、种烤烟、办代销点,还搞河桥治理,打了五大块坝地,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直到今天,我们村里人还在受益。

 

  学习时报: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当年离开梁家河上大学的情况。  

 

  梁玉明:1975年,给县上分了一个清华大学的名额,我们延川县委会议推荐近平去上学深造。近平走的那一天,没有任何人组织,我们村上的男女老少一大早都到近平的窑洞门口,准备送他。  

 

  近平还没有起床的时候,门口就已经站满了人。近平起床后,一推开窑洞门,看到大家都来送他,先是吃了一惊,接下来就非常感动。他说:“我没想到大家这么早都来送我!”村里人说:“近平,你是咱梁家河的好后生,你上北京那么远,我们肯定要送你呀!”说着说着,有几个婆姨掉下了眼泪。忽然,人群中有个人喊了一声:“哎呀!你咋来了?”原来,我们村上有一个叫石玉兵的残疾人,双腿行动不便,平时不怎么出门,他拄着双拐,一步一步地挪过来要送近平。近平赶忙走过去拉住他的手,当时就下泪了。我和近平朝夕相处几年时间,流血流汗,再苦再累,遇到再大的困难,我没见他下过泪。这次,是我见过的他唯一一次下泪。  

 

  村里人把近平送出很远,他一再让大家回去,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和近平道别。我们都记得,近平给村里人说:“大家都回去吧,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最后,我和十多个社员一边走,一边拉话,一直把他送到县城。当时,我们村上有个人叫吕能胜,他在县城工作,我们十几个人就在他的住处待了一整夜。那一夜,我们都没有合眼,就拉话,聊家常,近平就嘱咐我们村里的工作以后要怎么干,怎么安排。他跟我们说,要大搞农田基建,以后平地多了,收入大,山洪问题、口粮问题能解决,温饱问题能解决……各个方面他都讲得很细致,好像哪里都有他放不下心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说留个纪念吧,就你三毛、我五毛地凑了五块五毛钱,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

 

  我还是舍不得近平走,又一路陪着他,把他从延川送到了延安。谁也不会想到,当年送出去的村支书,现在是咱们党的总书记。  

 

  近平虽然不能经常回来,却没有忘记梁家河,经常写信回来,询问梁家河的情况,挂念梁家河的乡亲,也给我们讲他自己的情况,还给我们寄他的照片。我们也都很惦记他,男女老少都念叨:近平啥时候能回咱梁家河看看呀?                  

 

  1993年,他终于回来了一次。听到风声的人,都赶来了,见到近平都亲得不行,握手的拉话的,就像是亲人回家一样。

 

  2015213日,近平再次回到梁家河。真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转眼之间,距离我们送他去上大学已经四十年了。看着近平挨家挨户地看乡亲们的身影,看着乡亲们围着他拉话的场景,我想起了四十年前他离开梁家河的情形,大家也是这么围着他,拉着他的手。我心里默默地想:四十年过去了,近平这次回来,实现了他要回来看梁家河父老乡亲的诺言。

 

  学习时报: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之后,与梁家河,与您本人有哪些联系?                  

 

  梁玉明:近平在厦门工作的时候,我带我们公社的书记杨世忠到厦门去找过他一次,老朋友见面特别亲切,一点儿都不生分。但是我那次找他,不是为了叙旧,而是因为我们村子里一直没有通电,想让他帮忙找找关系,看能不能给解决了。近平表示,离的这么远,可能不好解决。我说,不好解决,我们就不难为你了,以后再说吧。近平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再想想办法。  

 

  当时我以为这个事情就办不成了,但是没想到,近平后来立即和我们县当时的书记联系上了,给他写了信,向他反映了这个情况,希望他能重视解决。后来,县委书记给我们批了20万元,不仅我们梁家河通了电,一条沟的五个村都通了电。  

 

  近平在福建省委工作的时候,我又去找了他一回。那次是村里办学校的事。我说我们想办学校,没钱。后来,近平通过朋友关系,多方协调,联系了一个慈善机构,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出资给我们村里办了一所学校,有九个教室,100多学生。  

 

  我到福建去的那一次,跟近平闲谈,我就向他请教,当时咱们国家有个职位很高的干部被判刑了,是怎么回事?近平说:“是因为贪污腐败。”我说:“近平,你可千万不敢有这种想法。”近平笑了笑说:“你放心吧,我可不是那号人,我肯定不是那号人! 

 

  ●近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采访对象:当年与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村插队的知青

 

  采访组:戴明同志,您好!1969年,您与习近平一起到陕北的梁家河村插队。请您讲一讲当年知青插队的背景和选择到陕北去的原因。

 

  戴明:知青插队的背景,简单来说,就是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当时都在学校上学,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号召一发出,每一个人都必须积极响应。实际上,我们当时也谈不到“想去”或者是“不想去”,这就像是一场巨大风暴,把我们都卷到里面了。如果我们不响应号召,那肯定不行。如果不走,居委会的老太太、学校的老师、革委会的工作人员,就会天天找上门来谈话,动员我们下乡插队。

 

  根据国家安排,我们那一批知青,插队的目的地主要是山西和陕西。我问我父亲是去山西好,还是去陕西好?我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陕西好!陕北可富裕了,条件很好。婆姨都不上山劳动。”我父亲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因为他们在陕北工作的时候,当地有一个持续了多年的大生产运动,农业各方面发展得很好。而且,当时南泥湾留给我父亲的印象非常深刻。就像那首民歌里唱的“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所以,他对我说:“你肯定要去陕北。”

 

  那一年,我不到17岁,近平不到16岁。因为近平早上一年学,所以他是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当中年纪最小的。

 

  采访组:你们从北京出发赶赴陕西,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戴明:还有些印象,一些细节还记得挺清楚。我们是113日出发的。近平和我们几个都到了北京站,当时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有知青,有来送行的家人,还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车站工作人员,整个站台挤满了人。当时,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为人太多,他们没能挤到前面去。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能容纳一千多人。车停在那里等待出发的时候,我们心情还是很好的。有这么多人送我们,场面这么隆重,有点儿像去当兵的感觉,觉得还挺光荣的。可列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就是一片哭声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为毕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大多都没怎么单独离家出过远门。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的情景。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火车又开到了铜川。抵达铜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过馒头、咸菜,之后就准备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两百辆大卡车来接我们,那个卡车还不错,上面加了一个篷子遮风挡雨。我们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车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辆卡车能坐二十几个人。

 

  近平和我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上车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情景壮观得很:前面出发的车在环山路上排成了长龙,黄土滚滚,铺天盖地。当时看到那个情景,我们都很兴奋。等到上车走了半天,冻了一路,吃了一路的土,我们也就不兴奋了。

 

  就这样,一路颠簸到了延安。下车的时候,我们身上全都是土,变成一个个“土人”了。天已经黑了,我们住在一个学校里。经过一天的颠簸,知青们非常疲惫,有人就把桌子一拼,躺在桌子上很快就都睡了。我睡不着,就找了几个人出去溜达。那时延安城特别小,我们转了半个小时就转完了。延安当时最高的一个楼就是新华书店,是个二层楼房。整个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个路灯,寒风一吹,灯罩“啪啦啪啦”地响,灯光一闪一闪的。当时我的心情简直没法描述——“原来这就是延安”,心里凉了半截。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继续坐卡车,从延安到延川200里地,当时那个路非常难走,全都是盘山路,在塬上绕来绕去,走了很长时间。遇到比较好走的路,车一开快了,又很冷,黄土一直不停地从缝隙里灌进来。我们就把口罩、棉帽子都“武装”上了,有什么都往身上裹。

 

  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发现原来的大卡车长龙变得稀稀拉拉,车越来越少了。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一些车停下,一部分知青就到站了。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低落,怎么越走车越少?我们怎么还不到地方呢?我们见到荒凉的黄土高原,以为快到目的地了,没想到走了那么久,还有更荒凉更贫穷的地方,当时真是感觉走到了世界的尽头。但车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开,最后满眼都是黄土飞扬,卡车只剩下几辆,我们的心情越来越绝望了。

 

  近平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我们的话也渐渐少了,一是疲劳,二是忐忑,我们都蔫了。车还在一直不停地往前开,总也不到地方。车上有个知青沉不住气了,就拍着车厢对司机喊:“师傅,你是不是走错了?”司机说:“这条路我走了多少次,走不错的!

 

  我们终于到了文安驿公社。下车的时候,发现同行的卡车已经所剩无几了。一下车,公社就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条白毛巾。

 

  吃过饭,各个生产队的人都已经在公社大院里等着我们了,负责人一念名单:某某某,哪个生产队的,跟各村的人对号入座。梁家河来的人帮我们背上行李,领着我们就走了。

 

  梁家河的老乡推来了一辆平板车,给我们拉大件行李。其他十几个人,把我们的行李背上。村里的老乡对我们可好了,什么都不让我们拿,行李都是他们背。我们就拎点小件,有的连小件都没拎。

 

  我拿的行李是我用票买的一个很大的三合板箱子,我把被褥、随身物品全都装到里面了,箱子很沉。村上最壮的一个劳力——一个名叫“会儿”的小伙子,把我那个箱子用绳子捆起来背在身上。

 

  我们一路往梁家河走。梁家河在一条很深的山沟里面,山沟窄的地方,那架平板车勉强能通过。终于到了梁家河,“会儿”已经累得不行了,我去拎我的箱子,他跟我说:“这是你的箱子呀?差点没把我腰背断了!

 

  现在你要是从北京去延安,坐高铁就几个小时,当天就能到。坐飞机当然就更快,一个多小时就到延安了。从延安开车到梁家河只要一个多小时也就到了。

 

  采访组:你们到了梁家河以后,生活是如何安顿下来的?又是如何适应的?                

 

  戴明:到了村里,我们十五个知青就分组了,其中九个知青分到一队,也叫“前队”。近平和我们五个人,分到二队,也叫“后队”。他们前队有几个女生,都在一起。我们后队六个男生,没有女的。梁家河的生产队长就觉得,男女比例不均衡,人数也不均衡,想重新分配一下。

 

  我们嫌和女生在一起麻烦,就跟他说:“没关系,我们不要女的!

 

  队长说:“你们不要女的,谁给你们做饭?

 

  我们就说:“队里给我们派个做饭的嘛!

 

  队长说:“做饭的工分谁给?

 

  我们就说:“你们队里给出工分嘛!

 

  队长也不跟我们计较,就应下了。就这样,我们后队的六个“和尚”住到了梁家河团支部书记张太平家里。张太平人很聪明,有文化,而且能说能干,所以村里让他当我们的房东,这样跟我们这些北京知青更好交流和相处。后来也确实是这样,太平就住在我们隔壁窑洞。他没事就跑过来跟我们聊天,也给我们讲团的知识。

 

  但是,光明白道理,光有知识也不行,我们还是要面临生活中实际的困难。

 

  近平以前提到的过“跳蚤关”,这对我们知青来说,确实是非常难忘的记忆。陕北那个地方,像猫啊,狗啊,猪啊,这些动物身上都有跳蚤,它们没事都喜欢往窑洞里面跑,这样就把跳蚤传染给了人,人和人之间又互相传染。我们六个人在一个炕上睡,只要其中一个人身上有跳蚤,其他五个人也不能幸免。有时候我们生产队开会,甚至一个大队的几十个人都挤到一个窑洞里,实在挤不下,门口外面再坐几个。人挤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传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痒起来非常难受,抓来抓去的,皮肤就抓破了。但到后来,我们就习惯了,也学会了防治跳蚤的办法:烧一大锅水,把衣服烫一烫,衣服里面的跳蚤就都杀死了。

 

  一开始,上厕所我们也不习惯。当地的厕所,就是在窑洞外面找个角落挖个坑,四周一挡,就是厕所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那里,寒风吹得人浑身哆嗦;夏天,蚊蝇到处都是,所以我们在那里,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方便完了就赶紧从厕所里逃出来。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家里卫生间的马桶上看书、玩手机,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在陕北农村,洗澡也比较困难。淋浴当然没有。冬天,我们就只好烧点热水,拿毛巾往身上擦一擦。天气转暖之后,我们六个人一起到沟里的水井旁边去洗澡,这样就省得把水担回来洗了。担水要走十几分钟,我们刚来,还不怎么会挑水,为了图方便,就到那口井旁边冲凉了。虽然穿着游泳裤,但是村里人笑话我们,说大小伙子还光腚,以后我们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对于吃的东西,我们也很不习惯。不过,我们刚去的头两天,各自到老乡家吃派饭,伙食还可以。我们给老乡支付四两粮票和两毛钱,老乡尽量给做好的,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都给我们做上。有玉米面馍馍,有豆面馍馍,这就已经是当时最好最有营养的食物了。老乡家里的小孩都看着我们吃,很眼馋。当然,这和我们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来差太多了。

 

  后来,我们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吃野菜团子、黑米糊糊、玉米糁子这些非常粗糙和难以下咽的粮食。有时候,我们能吃上小米饭,这就算是最有营养的了。但小米饭太干了,感觉没法吃,一嚼起来满嘴窜,咽不下去。我们经常吃不饱肚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炕上,我们就聊吃的,越聊越饿。

 

  到了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我们,特意弄了几桌好吃的,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那顿饭真不错:有八大碗,有各种菜,还有炸酥鸡。那顿饭吃的香得不得了,我们都惊叹:陕北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震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我们知青。这些事情,加强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增进了我们对父老乡亲们的感情,更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的现状,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做了一段时间饭后,我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了。我们知青有国家补助粮,每个月四十四斤原粮,其中有玉米、小米。我们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着吃,有时柴烧光了,玉米碴子还没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吃夹生的。没有菜,大家就让我去跟老乡要点酸菜,我就硬着头皮去要。因为陕北很缺菜,老乡也很困难,他们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们知青去要,他们还是会给一些,有时候能给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来,我们六个人一人分一点,就着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强把肚子糊弄饱。

 

  近平后来在访谈中回忆起酸菜,他说:“长时间吃不到酸菜,还挺想。”这就是那个时候留给我们的特殊记忆,因为那种条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玉米碴子经常煮不熟,是因为柴禾不够烧。打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难题。老乡有时候到山崖边上,冒着生命危险去砍那种硬邦邦的酸枣刺。老乡能上去,我们却上不去,即使上去了,也对付不了那种到处是刺的灌木。这种柴很好,耐烧,不需要烧太多就能把一锅饭做熟了。我们只能到山上去搂茅草,一搂就是一大捧,看着挺多的,回去填到灶台里,一点火,那火“呼隆隆”地响,几分钟就烧没了,结果锅还没烧热,茅草已经烧光了。我们一看,这不行啊,今天没烧的了,做不成饭就要挨饿了,于是就六个人一起去打柴。结果,我们六个人打来的柴还不够做一顿饭用的。因为山上确实没有柴,都是那种很细的灌木或者茅草。

 

  有一天早上,我们不起床了。队长来问我们:“为啥都在这儿躺着不起来?”我们说:“我们是饿得起不来炕了。”队长问:“那你们怎么不做饭吃?”我们说:“因为没柴烧。”队长说:“这可得想个办法,别把娃饿坏了。”于是他就批准我们去用大队冬天储存下来的玉米秸,那个很好烧。这些玉米秸可是起了很大作用,我们一没有柴禾了就到那儿抱,解决了烧柴的难题。

 

  在那个时候,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陕北很苦,延安更苦,延川极苦,梁家河最苦。

 

  采访组:知识青年下乡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和社员一起劳动,对于当年的辛苦劳动,您还有哪些记忆?                

 

  戴明:我们之前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学校一般都有学农课程,虽然强度没那么大,但是基本农具我们都认识,大部分也都会用。但到了陕北农村,他们有些独特的农具,我们北京的孩子就没见过。像一般平原地区的农村,翻地和刨土,用的都是镐。陕北因为经常开垦山坡地,有一种“老”,比普通头要宽很多。劳动力越强的人,用的头口越宽,受力面积越大,翻出的土越多,但是所耗费的力气也就越大。

 

  陕北的扁担,跟我们以前见过的也不一样。陕北的木材很少,扁担这种必需的农具一旦折断了,就损失了一根好木头。于是,老乡往往就会在扁担中间增加一根木头,起到加固的作用。这样的扁担就更沉。

 

  陕北还有一种脱粒的连枷,这种农具其他地方也有,但我们在北京学农的时候没有接触过。使用的时候,人把连枷悠起来,借着惯性打粮食,这样粮食和外皮就分离开了。在这里,婆姨用它来打麦子比较多。她们打麦子时,排成队,动作一致,一排连枷同时打下来,非常整齐,打谷场上尘土飞扬,热火朝天。我们这些知青就感叹,怎么没有一个舞蹈艺术家来表现这个劳动场景呢?等我们和别人一起排队打谷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活儿实际上非常辛苦。我们要努力跟别人保持一致,否则就把一队人的速度给拖慢了。

 

  从适应农具到逐渐加大劳动强度,干农活确实算是一个挺难过的“关”。对于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大孩子来说,尚且不容易,对十五六岁的近平,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一开始,我们都是费尽了力气,活儿仍干不好,但是社员们却能做得又快又好。因为他们对这些劳动已经非常熟悉了。

 

  尽管我们干活不行,但这里的老乡很淳朴,对我们这些城里的娃娃都很好。我们中午在地头吃饭,送来的饭,几口就吃光了。老乡很关心我们,就问:“吃饱了吗?”我们知青就说:“差不多吧!”老乡就拿出红薯干来分给我们,说:“没吃饱就再垫吧垫吧。”我们确实没吃饱,接过来就吃,一边吃一边问:“我们吃了你的,你怎么办?”老乡就说:“狗吃了!狗吃了!”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啥意思,有的知青就开玩笑说:“那是骂你们呢,说你们是狗!”后来我们才知道,梁家河方言中“狗”和“够”的发音非常接近,老乡其实是说自己“够吃了”。我们知青就和老乡们一起哄堂大笑。

 

  打坝中间休息的时候,农村的青壮劳力就和我们知青摔跤。近平也经常摔跤,他跟村里很多年轻人都摔过跤。我们北京青年个头大,身体上占优势,而农村青年力气大,经验丰富,所以我们之间互有胜负。那段时间,通过一起劳动,一起玩耍,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老乡们知道我们不会干农活,但只要努力干活,他们都非常鼓励。劳动的时候,只要你能努力跟上他们的节奏,他们就会说:“好后生!今天到我家吃饭去!”有一天,我干得不错,“会儿”的父亲就跟我说:“戴明,今天到我家吃饭去!

 

  采访组:您能讲一些生活细节和有趣的事情吗?                

 

  戴明:我们刚到梁家河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就是闹洞房。

 

  我们在张太平家住了不久,他就娶媳妇了。他家里办喜事,村里人都来祝贺。当时因为生活贫困,婚礼也没有现在这么热闹。村里人到张太平家吃完、喝完、祝贺完就都走了。

 

  我们以为热闹就这样过去了呢,结果村里的一个叫“石头”的小伙子到我们窑洞来,跟我们说:“晚上还要闹洞房咧!

 

  我们就问:“咋闹洞房啊?

 

  石头说:“晚上要到他们新房去‘听房’,听他们夫妻俩说什么悄悄话。他们被搅得烦了,就要给听房的人好吃的,就这样闹。”

 

  我们当时合计着,晚上要是不困,我们也去闹一闹洞房,要是睡着了也就算了。结果,到了晚上,村里人都来闹洞房了,他们在太平的窑洞外面抠窗户纸,“呲啦”一下,把窗户纸抠一个大洞,太平就在窑洞里面喊:“谁呀!谁呀!”外面的人们就嘻嘻哈哈地笑,起哄。我们就住在旁边窑洞,这些闹洞房的吵得我们睡不着。杨京生就怂恿我们说:“你们也去闹洞房吧!给东西吃呢!”我们半夜正好肚子饿,一想起有吃的,就有点兴奋了,说:“那得去试试。”结果我们出了自己的窑洞,到隔壁一看,张太平那个窑洞的窗户纸全都是大窟窿小眼,都快撕完了。张太平没办法,翻出一个蚊帐来挡住窗户。窑洞里面黑乎乎的,连个煤油灯都没有。我们在窑洞外面跟着起了一会儿哄,也没要到吃的,就算是闹过洞房了。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我们刚到梁家河的时候,生产队跟我们商量:你们对干农活毕竟不熟练,但是无论干得怎么样,只要努力干了,不看结果,每个人都给你们8分。

 

  当时,村里的婆姨平均给8.5分,我们比婆姨都低,就不服气,去找队长据理力争:“毕竟我们都是大小伙子,技术虽然不行,但力气还是有的,比婆姨都低0.5分,实在没法接受!”队长很好说话,就说:“那好,你们也是8.5分。”

 

  但我们每天实际拿到手的,还只是6.5分。不过,这就不能怪队长了,只能怪我们自己懒。每天的8.5分里面,早工占了2分。但早工的时间实在太早了,每天凌晨四点就要上工,那个时候我们都起不来炕。

 

  但我们还是想挣这两个工分,队长就说:“你们又不出早工,这两个工分咋能给你们嘛?

 

  我就说:“你又不叫我们,以后早上你叫我们去上工,我们要挣工分。”

 

  队长说:“那好,明天就叫你们。”我们在北京上学时,即使家住得远,早上也就是六点半起床,住得近的,七点起床,基本上睡眠都够。这一下四点钟起床,我们实在适应不了。当时是冬天,本来就睡不醒,四点多钟,天还是黑的,天上星星月亮还都有呢。

 

  采访组:队长来叫你们上早工了吗?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戴明:第二天早上,队长就来叫我们了,他和我们窑洞隔着一条河沟,要是绕过河沟走过来,路很远,要很长时间。于是,就站河沟对岸朝我们窑洞喊:

 

  “京生儿——喔——”

 

  “戴明儿——喔——”陕北的这种地貌,黄土高原,经流水冲击,河沟纵横交错,所以人们经常隔着一段距离喊话。喊话的时候,乡亲们会带儿化音,会用高音,又会拉长音,所以显得嗓音很嘹亮。陕北的信天游,大概就是脱胎于此。而且,他们在长音后面还会加上一声“喔——”,就更有穿透力了。

 

  但是,队长喊了一阵子,我们的窑洞里没有反应。当时我们睡得都正香呢。隔了一小会儿,队长又喊:

 

  “近平儿——喔——”

 

  “燕生儿——喔——”喊完了,队长站在那儿愣了一会儿,我们窑洞里还是没反应。队长又喊:

 

  “家宁儿——喔——”

 

  “平生儿——喔——”“……”

 

  队长憋足了劲,把我们六个人的名字挨个儿喊了一遍,声音非常嘹亮,穿透力很强,我正在做梦呢,就被喊醒了。

 

  我睁开眼睛,一片漆黑,我说:“哎呀,什么动静?”近平也醒了,他说:“好像是队长喊。”我说:“这是叫咱们起床呢?”王燕生说:“几点了?

 

  杨京生说:“三点多。”我说:“睡睡睡!不理他!

 

  我们就继续躺下睡了,队长还在沟对岸扯着嗓子轮流喊我们的名字,我们就用棉被继续蒙头大睡。

 

  等白天上工的时候,我们见到了队长,队长一脸铁青。我就故意说:“哎!队长,你怎么不喊我们?早工误下了吧!

 

  队长用沙哑的嗓音气愤地说:“还说没喊你们?我都快喊岔气了。”

 

  这位队长对我们知青非常好,带我们劳动,教我们生产技术,也对我们的生活非常关心,可惜他早已经去世了。后来,我们这几位知青互相联系,回忆起这件事,在哈哈大笑的同时,也感慨当年我们的少不更事,以及梁家河的乡亲们对我们这些北京娃娃的诚恳和宽厚。

 

  还有一次,我们从住的地方上山,翻一个大梁,再下一个沟,到了依洛河村。这个村的知青有十几个,因为男女比例差不多,就成两个队。一个队全都是女生,都是学校合唱队的;另一个队都是男生,都不会唱歌。每天晚上,依洛河的女生就唱歌,唱得很好听,住在对面的男生就不服,就和他们对唱。可是这些男生什么歌都不会唱,就会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无论那些女生唱什么,他们都用这首歌应对。那些女生平时遇到他们,就开玩笑损他们说:“你们这些土包子!不会唱歌,就会唱《两只老虎》。以后不要跟我们对歌了!

 

  那天,我们六个全体出动,就去支援这些男知青了。近平平时不怎么唱歌,但是那天也和我们一起唱,他嗓门也挺大。我们上来就唱了一首《山楂树》,把对面的女生给震住了。她们奇怪,这些男生怎么突然变厉害了?于是,她们就拿出真功夫,唱了一首二重唱,非常好听。这一下,又把我们盖过去了。我说:“别慌,我带着《外国民歌200首》呢!”我把那本书就交给依洛河的男生了,我说:“你们学习一下吧!你们识谱吗?”他们说:“哎呀,这个可是宝贝!我们识谱!识谱!”这本书,我们经常翻,所以那里面有几首歌我们非常熟。就这样,我们那天晚上连续唱了《灯光》《红河谷》《小路》《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们甩开大粗嗓子“吼歌”,但是基本上也不跑调。就这样,一直唱到对面的女生没动静了,也不知她们是惊呆了还是睡着了。

 

  采访组:下面请您具体谈谈对当年的习近平有什么印象?                

 

  戴明:当时插队的时候,近平这个人比较沉稳,抗压能力比较强。这个抗压,指的可不仅是生活上、体力上的压力,更是心理上所要经受的巨大压力。

 

  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受迫害、受批斗,被下放到河南,母亲当时也过着受审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帮子弟”,这样一来,我们知青的两大出路——征兵、招工,对他来说都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他要承受着比我们几个都大得多的心理压力,也面临着比我们几个大得多的困难。

 

  我们家里给我们寄东西、寄钱,而近平家里因为这种情况,明显对他的“支援”就比较少。但是,近平这个人不愿意对我们说他自己的一些困难,也从来不跟我们诉苦,更不抱怨什么,而是把这些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说,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近平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他从不向困难低头。

 

  近平也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细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来,他当了梁家河的村支书,带领大家建沼气池,创办铁业社、缝纫社,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人有一股钻劲,有强烈的上进心。

 

  我们有时也去周围几个村的知青窑串门。那时我们闲得无聊,肚子又饿,就经常一起商议到什么地方去蹭饭。我们说:“近平,走啊,咱们去梁家塌吃他们一顿!”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里看书,他说:“我就不去了,你们弄到吃的,给我带回点来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欢参与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时间“痴迷”在阅读和学习之中。他碰到喜欢看的书,就要把书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研究透彻。当时,我并不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同龄人都跑出去玩耍,他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来看书、阅读、思考,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采访者:请您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谈梁家河下乡插队那段时间,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戴明:人的经历不同,想的东西不同,对人的影响不同,最后所走的道路就会不同。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给他对社会、对人民的认识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他通过劳动,理解了贫苦劳动人民的生活窘迫状况。那时,农民的希望和诉求,就是吃饱肚子。而农民生活的困苦,我们在北京城里几乎想象不到。如果没有插队这段经历,我们很难看到农村的真实情况,很难认识到农民的生活现实。我在梁家河插队是一年半的时间,而近平待了七年多时间。农村生产队的这段生活经历,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对近平的影响更是可想而知了。

 

  我们知青下乡,开始是听毛主席的号召下去,凭着一腔朴素的阶级感情,凭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听毛主席的话”。下去之后就发现,我们必须跟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融合,我们真的要依靠他们。他们教我们劳动,帮助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如果和老乡建立不好关系,就会生活得很艰难。因此,我们在农村插队期间,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意识:要依靠老乡,要与老乡好好相处,要尽心尽力为父老乡亲做事。否则,在农村插队就没有价值,我们的未来也就没有出路。

 

  陕北老乡对近平也非常好。别的地方不接纳他,陕北接纳了他,并且对他没有任何歧视。在近平插队期间,当地的干部和老乡们,一直都在帮近平摆脱这种不利局面,近平也就是在梁家河的这些年,摘掉了“黑帮子弟”的帽子,逐渐发展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就为他后来入党,当村支书,被清华大学录取,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可以说,近平和陕北人民之间是一种亲人一般的感情——这么说一点儿都不过分。

 

  在插队期间,老乡对我们进行无私的帮助和教育。反过来看,我们知青也给老乡带去很多有用的东西,我们的书本,我们的科学文化,我们给他们讲的新鲜事物……这对农村面貌的改变,对乡亲们思想意识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近平在当梁家河村支书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让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子面貌有了很大变化。村里人不仅能吃饱穿暖,还可以用沼气做饭和照明,有灌溉井,有铁业社,有缝纫社,有代销点,有磨坊……原来一到青黄不接时就全村出动出去乞讨的贫困村庄,在近平一年多的带领下,变得红红火火,一片生机。所以,近平要离开梁家河返回北京的时候,村里人依依不舍,全村出动去送他。

 

  在梁家河那段艰苦的日子里,近平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和思考。我和近平都看过一部书,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书名虽然是“简编”,但实际是厚厚四大本。我和近平都从头到尾认真地读过这部书。对我而言,大概就是读过了,了解了历史,丰富了知识。而对于近平来说,他就会有思考、有借鉴、有批判。可以说,他的执政理念,他的思想,就是在持之以恒的读书生活中积淀下来的。

 

  从实践层面说,近平在梁家河学到了很多,之后他又返回北京到清华大学深造,毕业之后依次在国务院、军队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主动回到基层,从县到市到地区到省到中央……几十年这样脚踏实地干下来,从来没有脱离过基层。基层群众想什么,渴望什么,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每一个层次碰到什么困难,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来改变现状……这些工作内容比他当初在梁家河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本质是相同的,那就是:群众需要什么,群众想要怎么办,干部就要带着大家怎么办。近平当选党的总书记以后,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根子就在他对基层群众和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上。

 

  经过知青岁月,再苦的日子都不觉得苦了。以后的日子稍微过得好一点,都会觉得很知足。

 

  ●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采访对象:当年与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村插队的知青

 

  采访组:王燕生同志,您好!很高兴采访您,请您讲一讲当时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大背景。

 

  王燕生:196812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文章,公开发表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那个时候,全国各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大家熬着夜上街游行,敲锣打鼓。

 

  我是人大附中的,家在农科院。原本我想年底征兵的时候去参军,但毛主席指示一下来,我考虑还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去当知青。我们那一批知青里面,大部分人去插队都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可能还有家庭、个人所处的环境等因素。

 

  采访组:您还记得离开北京去插队的情形吗?                

 

  王燕生:北京知青是从北京站坐专门的列车走的,来送行的人特别多。我记得自己从北京站上火车的时候,我父母没来,是我的兄弟姐妹来送我的。当时心里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我忘记自己是否哭了,来送我的家人可能哭了。我们乘坐的那列火车,车厢里面是一个个的格子,每个格子里面坐七八个知青。

 

  那时候坐火车可到不了梁家河,连北京直达延安的火车都没有,我们是从河南绕过去的。我记得是在陕西铜川下的火车,在附近住了下来,住的地方没有床,我们就把稻草铺在地上,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坐大卡车到延安,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三天,我们坐大卡车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文安驿公社在公社大院请下乡知青吃了一顿饭,用大笼屉蒸的白馍,还有猪肉炖菜。知青们围成一圈,蹲在院子里吃。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孩子觉得这些饭菜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的。后来,经历了插队的艰苦生活,回想起那顿饭来,真是了不起。当时公社为了招待我们知青,拿出了他们能拿出来的最好东西。

 

  我们知青在文安驿公社大院里吃饭时,很多老百姓都趴在墙头上看。当地老百姓很淳朴,一听说北京来的知青,都说是“中央来的知青”,“毛主席身边来的人”。吃完饭以后,开始集合,念名单,各村来接各村的知青,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被分到了梁家河。梁家河的人来帮我们搬行李,我们就给人家递烟。农民看到我们给的是过滤嘴香烟,都是双手接烟的。当时,我们给的烟都是牡丹、中华,也有大前门。大前门虽然在北京属于很一般的烟,但在农村算是非常高档了。

 

  采访组:你们是怎么从文安驿到梁家河的?                

 

  王燕生:来接我们的梁家河村民,帮着把大件行李和箱子放在毛驴背上和平板车上,很快就堆满了。剩下的都是小件行李,村民们就帮忙拎着。行李堆中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棕箱,一位叫张太平的社员觉得这个箱子比较小,拎着就行了,不用放在平板车上了。谁知,他拎起来之后就大声说:“这个小箱子看着不大,咋这么沉啊?”我最初也不知道那是近平的箱子,后来才知道是他的,里面装得满满的都是书。

 

  就这样,梁家河的社员和我们一起走到了梁家河村。到村里时,天已经快黑了。

 

  到了梁家河,由于我们知青的灶还没开起来,晚饭就到各家各户吃派饭。村民家里都点着煤油灯,让我们上炕吃饭。我吃派饭的那户村民给我做了饸饹面。我吃的时候,在饸饹里发现了一丁点儿羊肉沫儿。我当时还觉得肉少,后来才知道,农民过年才能吃这个。

 

  我从村民家里出来,村民说送我回去,我说不用送了,结果一出门,外面没有路灯,黑咕隆咚的,我两眼一抹黑,还真找不到我们住的窑洞了。等我找到了窑洞,近平他们吃饭也都回来了,我们一交流,各家各户的派饭都做得挺好,有高粱面的饸饹,有馍馍片。

 

  我们六个人要在一铺炕上睡觉,当天晚上分铺位。杨京生爱干净,离灶台远一点,住在靠窗户的第一个。雷平生的母亲在延安待过,她告诉雷平生离灶台近的地方暖和,他就睡在离灶台最近的铺位,结果那个地方太热,把被子都给烤糊了。近平没有刻意选,就在雷平生旁边的铺位住。

 

  采访组:当地有的社员说,你们到梁家河之后,拿出面包来喂狗,在那个粮食匮乏的年代,他们有些不理解。您了解具体情况吗?                

 

  王燕生: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我们下乡时,每个人都可能随身带一些吃的、用的。有人带了面包,可是在路上走了好几天,面包一直都捂在包里,到梁家河的时候就发霉了。发霉的面包就不能吃了,人吃了会拉肚子的。村里的狗都不怎么拴,随便乱跑,跑到我们院里的时候,我们就把发霉的面包拿出来喂狗了。刚到梁家河时,我们和村民彼此还比较陌生,接触少,互相不了解情况,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小误会。后来,我们和村民渐渐熟悉起来,就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误会。

 

  采访组:你们几位知青,初次从首都北京到陕北农村生活,经历了哪些困难?后来是如何适应的?                

 

  王燕生:一开始觉得很不适应,我们毕竟都是大城市里长大的,觉得陕北农村的生活各方面都太艰苦,太原始,什么都不方便。现在我倒是觉得,年轻人多吃苦,多体验,对成长有很大好处。

 

  讲到生活方面不习惯的地方,我就想起以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近平接受采访,谈到“过五关”的时候,一讲到“跳蚤关”,我就笑了。这是一种会心的笑,只有我们这批人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让我想起我们当时所经历的“磨难”。近平讲得非常真实,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说不出来这些细节。

 

  我们刚到陕北,身上就开始长大疙瘩,那时候都不知道是跳蚤咬的。这种包比蚊子叮得还严重,我们用手反复地挠,挠得多了就挠破了,流血。当时的被子都不像现在,是没有被罩的,我们的白色被里上粘得都是血点。身上的这些包,挠破了就疼,不挠破就特别痒。我们问村民,他们也说不明白怎么回事——当地人都没有这个毛病,北京娃娃来了怎么就得这种病呢?                

 

  有些知青就往家里写信,也没有说明白,就说身上总是起很痒的大包,家里回信就猜测说,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到了后来,我们才发现是跳蚤咬的。在陕北农村,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跳蚤和虱子,窑洞里四面都是黄土,地面不像现在铺地砖,当时都是压实了的黄土地面,跳蚤在里面很容易滋生、繁殖。而当时的生活普遍贫困,北方农村的老乡,一年到头也不洗澡,冬天穿着大棉袄、大棉裤,棉衣的缝里面都是虱子、跳蚤。后来我们告诉老乡,我们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他们还不相信,不停地说:“我们咋没事呢?”其实,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已经适应了,身体对虱子、跳蚤的毒素已经有了免疫力。

 

  采访组:在那样的环境中,你们的个人卫生问题怎么解决?                

 

  王燕生:我们六个人住在一个窑洞,一铺炕上。一月份是严冬,陕北这边腊月里非常寒冷,但是屋里的炕烧得很热乎,我们六个人挤在一起,觉得挺暖和,挺好,也不觉得十分难熬。冬天,我们没法洗澡,也不觉得有多难受。但刷牙是个习惯,不刷真是不舒服,因为我们都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刷牙的。村里肯定买不到牙膏,到了文安驿也不容易买到牙膏,但能买到牙粉。这样,刷牙的问题就解决了。

 

  天气转热,上山干活回来出一身汗,又长期没条件洗澡,我们就觉得很难受。像我,在北京从小就住公寓楼,家里有卫生间,能洗澡,虽然当时北京的条件也不好,没有热水器,但我家的楼房,一个星期能供应一次热水,所以每周至少能洗一次澡。然而到了陕北,就没有这个条件了。

 

  我们都想洗澡,于是就一起到村里一条沟下的井边去冲凉。我们都穿着游泳裤下了沟,把水从井里打出来冲一下。那个井旁边有个跨沟的小桥,也是梁家河村的交通要道。后来发现过桥的大姑娘小媳妇,见到我们都捂着嘴就跑,还有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就指指点点地笑话我们。后来到劳动的时候,村里的妇女就笑话我们说:“你们这些大娃娃,也都快成大人了,咋能在村里光腚呢?人家婆姨都不敢看你们!”旁边那些婆姨就哈哈大笑,我们就解释说:“我们哪敢光腚,都穿着游泳裤呢!”她们都一脸茫然,说:“游泳裤是啥?”原来她们都不知道游泳裤,像城里那种游泳池,她们没见过。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就不在井边冲凉了。

 

  采访组:你们吃饭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王燕生:最初,村里派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弄柴、做饭。不久,我们知青就得自己做饭了。做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烧柴,我们在北京用蜂窝煤,没有烧过柴,对砍柴的理解仅仅局限在书本上,以为只要拿着斧子、柴刀去山上砍柴就可以了。可是真正在梁家河解决烧柴问题,却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那里的黄土地很贫瘠,山上没有什么树,我们只能把草根一点一点地搂回来当柴烧。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生活真艰难,做饭还要为烧柴发愁。

 

  我们知青下乡的第一年是吃国家供应粮,但还要靠自己劳动,不仅要去拉粮食,回来还要自己加工粮食。我们费很大劲,把粮食从文安驿拉回梁家河,有麦子、玉米、小米、高粱等。但是这些粮食是半成品粮,我们住的那个窑洞前面有个碾子,我们用毛驴或骡子拉那个碾子,加工粮食。比如玉米粒,就要用碾子碾成玉米碴子,煮粥吃;或者用磨盘磨成更细的玉米粉,可以做团子吃。一开始我们干这些活都是很费劲的,赶不好毛驴,拉不好磨,加工粮食耗费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就先吃那些容易加工的粮食,比如小米不用加工,直接做小米饭就吃了;玉米,碾一碾就能吃了;到了最后我们才吃麦子,因为麦子加工起来最麻烦。

 

  采访组:您能讲一下你们当年在梁家河劳动的情况吗?                

 

  王燕生:刚到梁家河,我们就在基建队,主要任务是打坝、拉土,我们在北京都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儿,干得不熟练,村民就手把手教我们。千万别小看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儿,如果掌握不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费力气。起初,我们连挑水都挑不好。陕北的扁担是用两根又扁又长的木棍绑在一起做成的,立起来有一人多高。这种扁担不像南方的竹扁担,竹扁担挑东西时会产生形变从而起到缓冲作用,而木头扁担特别硬,没有形变,把所有重量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我们用扁担挑着两个木桶到井边,把水挑回住处,再倒进水缸。刚开始,我们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担把肩膀硌得生疼,从井边到窑洞,不算远的路,要歇好几次。几趟下来,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里没水了,还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到了春天,劳动就真的开始“上强度”了。刚开春时,夜还长,六点多钟,天还没亮,村里就开始喊:“上山受苦去喽!”开春农忙,就是要起这么早,我们急匆匆爬起来还得刷牙。村民没见过刷牙,说:“这帮北京来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毕,我们就开始跟着农民整地、送肥,不会干也要跟着干。

 

  我们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农忙的时候就得往山上挑粪,这是又累又脏的活儿。挑粪的筐比较浅,里面装满沤好的农家肥。我们挑着粪上山,不但路远,而且还要走那种“之”字形的羊肠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劳动强度很大。我们不想被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尽量走快一些,结果力气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没有什么力气了。慢慢我们就发现,农民上山的时候并不是健步如飞,而是慢悠悠的,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干农活儿,就像长跑一样,不能一开始就冲刺,必须要保存体力。

 

  夏收的时候,我们到山上去收麦子,麦地离村子大约五里路,并且是在山上比较高的地方。麦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码放着,往回挑的时候,扁担一头担一捆。挑麦子更累,一是因为距离远,路不好走;二是因为无论多远,中间都不能休息,因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麦子在地上一墩,麦穗就会散落,当时亩产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几斤麦穗,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挑麦子只能换肩,不能把扁担卸下来休息。五里山路,挑着麦子,经常要走一个小时,那也算是快的了。

 

  近平当时是我们村知青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些农活对他来说,真是难上加难。那时我们学犁地,虽然看着简单,人家都是一个直线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初和我们一样,干农活也是很不熟练,但他从不服输,吃了很多苦之后,他干活也熟练了。我离开梁家河以后,听到他当了村支书的消息,还是有点吃惊的,没想到他在农村扎根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你们住在一个窑洞里,平时业余生活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王燕生:平时劳动归来,我们就在窑洞里听收音机,有时候村里的同龄人来找我们说话。我们这几个知青,跟梁家河的老百姓关系都很好,我们不仅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没吵过架,没打过架,而且关系非常亲密。

 

  我们平时在窑洞里看书,就用那种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来照明。有时我们也横七竖八地躺着聊天,唱《外国民歌200首》,当时那本书还有手抄本,我们学唱里面的歌曲。

 

  近平带了很多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静静的顿河》,是四本硬精装的大部头,我借来看了一段时间,这也是我第一本认认真真、从头到尾读完的世界名著。2013年,我在网络上看到近平在访问俄罗斯的新闻报道,他提到了很多名著,其中就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我们的房东张太平结婚,我们知青去闹洞房。那年的春节前后,梁家河有三家结婚的,一个是张太平娶刘金莲,村民让我们几个知青都坐在炕上,称呼我们是“中央来的”,把我们当上宾款待,让新娘子给我们点烟。其实,我们也没怎么闹,因为我们对农村闹洞房的习俗也不懂,就是跟着凑热闹而已。在农村,生活都比较平淡,像房东家娶媳妇这样的新鲜事,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肯定要去看看的。

 

  过了几天,沟对面有一家结婚,他家的成分是富农,因为他有一群羊,所以被划为“羊富农”,但是他家结婚也挺热闹,梁家河的老百姓都很朴实,不管上面“阶级划分”的那一套。

 

  第三家结婚的是张卫庞家,他是到梁家河的上门女婿。没多久,我们就和张卫庞熟悉起来。有一次,我跟张卫庞开玩笑说:“我还比你早到的梁家河。”张卫庞笑着说:“是,是!”张卫庞的岳父是村里的老书记,也是一位老革命,为张卫庞操办婚礼之后,没两年就去世了。那时我已经离开梁家河了,后来听说,近平专门到张卫庞家里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当年还有一件小事,我记不太清楚了,有机会可以考证一下。我们几个知青在插队时有一张合影,所有人都在照片里,只有近平没在照片里。当时具体在什么情况下拍的这幅照片已经记不清了。后来,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会没有近平?有的知青记得当时情况,说:“这张照片就是近平给咱们照的!

 

  采访组:您觉得插队生活艰苦吗?这段知青岁月,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王燕生:我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插队生活,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主要是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我们像农民一样在黄土高原贫瘠的土地上劳动,缺吃少用,甚至还要为烧柴发愁。而对于近平来说,这还不是主要的,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压抑,比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更大。

 

  我们这一拨北京插队知青,八一学校的学生居多,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多一些。具体到我们几个知青里面,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级别是最高的,在受迫害之前是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的父母,级别都不是很高。我的父亲是一个北京司局级干部,在“文革”时期,我的家庭遭遇的冲击和我在精神方面遭受的压力就没有近平他家那么大。

 

  我们不难想象,近平所处的家庭环境,与插队下乡的艰苦生活比起来,会有多么大的落差。

 

1970年,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我们几个知青都在窑洞里听收音机,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近平在特别认真地听。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名字。当时,近平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是比较失落的。他这个人比较坚强,不会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敬爱的父亲已经受到了九年的迫害,至今仍命运未卜;母亲也过着受审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还戴着“黑帮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这些,对于他,一个17岁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况且,一两年之内,跟他一起来插队的知青陆续都走了。我们都是先转回老家插队,再从老家当兵走了,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从老家参加革命,孩子要当兵比较容易。而且当兵这个出路是非常好的——那个年代,当兵是最光荣的,社会地位也是最高的。

 

  然而,习仲勋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解决,他的家庭受到的冲击太大了。要寻找一条从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这种困境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是一种精神上的磨难,这种苦远远超过了体力上和生活上的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近平没有消沉。他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立志改变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七年。在这七年时间内,他靠自己的苦干实干做出了一番成绩。

 

  后来,近平在接受采访时讲到了刚插队时的迷茫和后来的转变,这些我都非常认同,他讲得非常实在。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每个人也都有一个砺练和成长过程,没有“天生伟大”这一说。这也就是近平所说的“过五关”当中的“思想关”。

 

  采访组:能谈谈您对习近平说的“思想关”的理解吗?                

 

  王燕生: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插队下乡这一代人,亲身体验过农村艰苦日子,亲眼见过中国最贫困、最原始的生活。

 

  对近平来说,他所经历的,远远不止这些。在“文革”期间,父亲被迫害,他被扣帽子、被歧视,被困在陕北穷山沟里,忍受着各种各样的不公平。然而,近平在困境中完成了一次蜕变,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他从一个迷茫的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成为一个饱尝人生酸甜苦辣的青年,胸怀为民谋福利的抱负,这就决定了他所走的人生道路的不同。

 

  近平后来返回北京上学,又有了前途光明的工作,但他却放弃了看似更平坦舒适的道路,反而下沉到基层、沉至社会实践的最前沿去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走得很充实。这是有大抱负、有大气魄、有大本事、有大勇气的人才能做出的选择。

 

  按照一般人想法,家里帮忙安排一个好工作,选择又清闲又待遇优厚的公职,或者出国留学,甚至移民国外,享受高福利……做这些轻而易举的事情岂不更好吗?为什么要到又苦又累的基层呢?近平选择走这条路,与他“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抱负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们这个国家,正是因为有一批近平这样的人——未必都是领导干部,可能是工人、农民、教师、医生,无论是不平凡的人,还是平凡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热爱这个国家,愿意穷尽毕生为她而奋斗。所以,中国才会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快的发展和这么大的进步,而且有这么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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